首页 -> 2006年第1期
培育出版的精神
作者：聂震宁
那么，就谈点感想吧。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近些时期，业内关于出版产业的发展谈得如火如荼，而关于出版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却谈得马马虎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关于精神的东西谈得太绝对，物质的匮乏又太惨痛，大家都反感。矫正之后，国风大变，务实之风盛行，到处都在大谈物质、经济、效益、市场，而精神、文化、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不少时候就被忽视了。这就是矫枉过正。我们出版业内，谈市场、产业、集团、投资，比实力和竞争力、经营之道，市场运作、资本经营、买地卖地，近几年来成了不折不扣的热门话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被纳入全球化轨道，出版产业必须做强做大，因此，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已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死攸关的抉择。与此相适应，高校教学的热门课程自然就是经管、营销、策划一类。这是无可厚非的。编辑出版专业是一个实用性专业，不讲这些实务是不行的。可是，出版的精神讲得不够，岂止是高校，更是出版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不知道高校是否专题研究过出版精神的培育，但我知道，热情弘扬和认真强调出版精神的出版社，如今是不太多的。当资产和利润成了出版产业的刚性指标之后，关于出版的另一面，精神的那一面，推广思想、文学、艺术、文化、知识的使命，坚守良好的职业精神，建立应有的职业道德，服务于作者和读者，等等，这些属于出版精神方面的丰富内容，似乎通常被浓缩到“社会效益”一个语词里,被很多文章一笔带过。这不免令人忧虑。
当前，国家正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按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要求去发展，出版业当然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出版业正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现在做企业管理的大讲企业精神，做市场流通的大讲商业精神，搞第三产业的讲服务精神，搞艺术创作的讲艺术精神，办大学的谈大学精神，办科研院所的谈科学精神。出版业作为内容产业，首先是一种高度的精神活动，能不多谈谈出版的精神吗？
为此，我建议，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要为专业学习者们出版精神的养成，多下一些工夫。
出版的精神内涵应当很丰富，包括文化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商业精神、学习精神、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等。需要在理论上条分缕析地讲深讲透，特别是，要更多地从实例上让学生得到强烈的感知和培育。精神的培育需要感染、感动、感知，需要具有可感性，而实例最富有可感性，要多讲些实例。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主持出版社成立50年大庆活动。出版社编选了一本纪念文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选了许多著名学者、作家谈出版社的文章。读这些文章，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一个出版机构，被学者、作家们最看重的最终还是出版的精神。我举几个题目为例：臧克家写的是《愿我们的友谊长存》，王蒙写的是《这是我的幸运》，李国文写的是《母校的感觉》，费振刚写的是《从读者到作者》，丁景唐写的是《良师益友与忠实读者》，俞天白写的是《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董衡巽写的是《可贵的敬业精神》……只要看看这些题目，就“未成曲调先有情”了。这里面充满了出版的精神。这是某些只知赚钱而无论文化、专业、服务的出版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那些大社名社的“大”和“名”的原因之所在。
讲出版精神的实例，可以向学生更多地介绍国内外那些著名出版家感人的事例。著名人物的故事总是最具精神感召力和说服力的。下面说几个诸位比较熟悉的著名人物的事迹。
曾为三联书店之一的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先生，被毛泽东称为“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韬奋先生在全部的出版活动中，一直高举着文化理想的旗帜。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对韬奋的工作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胡适先生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种报刊，不仅表现了一个时代，而且创造了一个时代，比如晚清时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和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办的《新青年》。陈平原说，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应该包括在内。它们都在传播文明、启发民智、促进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正值国家危难之际，韬奋创办了《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把它们办成了抗日救亡的号角，进步文化的一面旗帜。他的出版活动，是一场艰苦卓绝、困厄丛生、惨烈扭杀的战斗。他遭遇过入狱、流亡、暗杀、查封、围堵，然而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坚持着现代中国进步的新闻出版事业。韬奋把写作、编辑、排印、发行、服务读者这些平常的出版工作，看成是出版人职业的尊严，现代中国人生存的尊严，民族文化的尊严。他在出版工作中高扬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当然，韬奋决不是一介书生，或只会写写画画，或只有一腔热情，他还是一位十分成功的出版人。在他的领导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办起了分布各地的五十多家分店，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丝毫不亚于当今闻名世界的国际出版集团的CEO们。但是，在经营活动中，韬奋始终如一地坚守文化至上的原则，坚守两个效益统一的目标。可以让学生们读一读韬奋的文章《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去认识出版的文化价值，理解文化与商业运作的关系。这篇文章写于六十多年前，可是，文中对文化理想的弘扬和社会责任的强调，仿佛是为今日中国出版业发出的警世恒言、醒世通言、喻世明言，很具说服力，能够让我们警醒、深省。
还有一位大出版家，是一位中国现代出版史绕不过去的大出版家，那就是张元济先生。
张元济是个大学问家。他和蔡元培同科进士，而且排名比蔡元培靠前十位（张是二甲二十四名，蔡为二甲三十四名），同被皇帝点了翰林。张蔡二人毕生相濡以沫，同赴救国救民之路。张元济做过京官，开过学堂，主持过南洋公学和译书院，这些都是大学问家才能做到的。张元济的意义在于，他以救国救民之心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开发民智”为宗旨，引导商务印书馆走上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之路。商务印书馆由此而有了现代出版之魂。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现在我们把这个时间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史的肇始。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依我看，实际情形应当是，1902年张元济进馆，商务印书馆才真正开启了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历史。
张元济进馆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划时代的。他和蔡元培、高梦旦一起署名编写小学教科书，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张元济进馆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大力推进汉译科技和社会科学名著的出版，从规模意义上来看，也是划时代的。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论国家的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等社会科学名著，林纾翻译的美国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欧美小说名著，激荡社会人心，影响世道风气。张元济主持编印的“汉译世界名著”和“自然科学小丛书”，也是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大制作。张元济还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在那个黑暗、落后、腐朽的社会里，要进行这种极具划时代意义、影响历史进程的出版活动，如果没有文化启蒙的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支撑和烛照，是无法想象的。中国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应当大讲张元济、邹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