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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二十年追忆
作者：宋应离
三、率先在全国招收编辑学研究生
如果说在学报上开辟编辑学研究专栏，更多的是从探讨编辑学的理论来推动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那么，招收编辑学研究生，培养高层次出版人才，则是从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上扩展编辑学科专业教育的重要措施。
1985年7月，经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学报开始筹办编辑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12月10日，《光明日报》登出一百多字的招生消息后，在出版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我们收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六十多家单位和个人来信，询问招生的有关事宜。武汉市公安干部学院一位工作人员在来信中说：“我从中学到现在，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编辑实践，但在理论上很不够，渴望深造。得知贵刊招收编辑学研究生的消息，我非常高兴，更加坚定了从事编辑学研究的决心。”《湖南农学院学报》编辑部一位同志在信中说：“贵部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准备招收编辑学研究生，让我这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编辑工作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你们的工作将极大地激发广大编辑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编辑工作者的热情，使他们能更好安心工作，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并且这是前无古人的事，这确是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华中工学院一位青年来信说：“我们是刚从大学毕业走上编辑岗位不久的青年编辑。编辑学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对此，我们非常感兴趣，并希望在这方面有所造诣。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贵部准备在明年招收编辑学研究生，我们非常高兴。”众多的来信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1986年2月，经过考试，学报编辑部在108名考生中，首次录取了3名考生。1987至1988年又陆续招收了3名。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出版部门的需要，自1986年起，我们又招收了24名编辑学课程进修生。由于编辑专业还未列入国家学位目录，只好在其他专业授予学位。
在全国试招编辑学研究生的第一年，就有如此大的反响，这么多的考生，说明了什么？它固然反映了广大青年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学习兴趣，但从根本上说，它确实反映了新形势下出版战线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二十多年过去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从无到有、从兴起到发展已初具规模，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历史发展证明，胡乔木提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加强编辑出版教育，是有远见的、大胆的创举。这一创举，复兴了一门古老的学科——编辑学，催生了一个新的专业——编辑出版专业，“是中国出版史和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创先例的大事”[4]。
四、精心编写教材
招收研究生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可供教学使用的教材。教师只能在平时讲课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研究方向，本着边干边学的精神，选择一门适合自己撰写的教材，以供急需。“群体”成员作了大致的分工。我个人根据教学实践，撰写中国期刊史方面的教材。
经过几年学报编辑工作的实践，我体会到要把握学报编辑工作的特点，办出特色，对学报的特性、功能要有一个历史的了解，了解它的过去，认识它的今天，预知它的未来。由此，我打算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大学学报历史的书，作为撰写期刊史教材的一个切入点。
写这本书谈何容易，一是没有可借鉴的现有成果，二是过去留存下来的学报并不多。我只能在编辑工作之余，查阅河南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近百种旧学报。当时电脑还没有广泛应用，我只能用笨办法，一本一本地翻阅。工作的进行是紧张的，常常是进了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数九寒天，寒气袭人；三伏酷暑，汗流浃背，查找资料的工作从不停息。
一些著名的代表性的学报散藏在外地图书馆，我就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去查，碰不到机会，只好专门跑一趟。1986年冬，我专程去武汉大学查阅旧学报的资料。该校图书馆新、旧两馆分别坐落在珞珈山上和山下，两馆相距约一里多地。从山上旧馆内借出旧刊，需要抱到山下新馆复印，然后将刊物抱回山上旧馆归还。怀抱十多斤的期刊，往返几次，甚感吃力。当时我作过直肠癌手术不久，身体虚弱。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见到我吃力的样子说：“看你身体不好，咋不找个助手帮你一下啊？”我笑着说：“查资料这种事，别人不好代替，自己亲自动手，才真切可靠啊！”写作此书的艰难，正像后来在《中国大学学报简史》出版后记中所描述的：“编辑这本书实在不易，杂事的困扰，疾病的折磨，资料的匮乏，给写作带来极大困难，只能是时断时续在缓慢中进行。”不过，我始终坚信，靠着自己坚忍的毅力，必胜信念的支撑，一定能够完成。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过程，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要有一个新的发现并不容易，但一旦有新的发现，就好像出海的渔民在大海中捕捉到珍贵的珠贝一样，分外喜悦。1988年春天，我去南京图书馆期刊部查阅旧期刊，偶然发现了1906年6月创刊的苏州东吴大学创办的《东吴月报》。它的创刊号名叫“学桴”，在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表学堂之内容，与学界交换知识”。《东吴月报》的名称为什么叫“学桴”，发刊词中有一段说明，“学桴者预备过渡时代器具之部分也”，“桴之为用，亦过渡器具中之过渡也，虽不能与黄龙青雀铁甲金丁争万斛千里之长，而较诸徒涉桅者庶有一当焉。乘桴浮海，先吾之志也”，“欲尽过渡时代之义务者，慎勿以桴而忽之”。“桴”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渡河的工具“渡船”，二是“鼓槌”（用鼓槌打鼓）。“渡船”和“鼓槌”，形象地概括出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学术刊物传递文化信息、为新文化传播而摇旗呐喊的功能。此外，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东吴月报》的简章。简章阐明了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取稿标准、编辑机构、人员组成等。从刊登的文章看，虽然有些文章学术性还不强，但总体上它已具备了中国早期大学学报的雏形。关于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诞生于何时，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认为是1919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有的认为是1917年创办的《复旦》杂志。当我发现《东吴月报》时，内心非常高兴，这不正是我几年来想寻找的最早的大学学报吗？这一观点后来在学术界基本得到共识。
1988年，历时4年，查阅了近千家学报而完成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一书，终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等报刊作了报道。一位作者在《博览群书》上撰文评价说它“填补了报刊史研究的空白”[5]。孙景峰、徐霞在《〈中国大学学报简史〉评介》一文中说：“《简史》第一次构建了我国大学学报史的结构体系。作者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我国大学学报发展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大学学报的历史分为九个阶段”，“作者以研究者的身份对学报史的许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不仅资料丰富，而且立意和结构都较为新颖和科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6]
事隔十年，在掌握了大量期刊史料的基础上，我和其他几位作者共同努力又撰写出版了一部《中国期刊发展史》，以作教材。“群体”中的其他几位同志也先后出版了《编辑学通论》（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编辑社会学》（张如法）、《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李明山）、《编辑学原理论》（王振铎、赵运通）等，作为教材或辅助教材，解决了编辑专业教学无教材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