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编辑学与西方媒介论的比较
作者：于翠玲
显然，中国近代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横断面。中国学者有关媒介论、编辑学、新闻史、出版史的研究成果，已经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源，有助于我们今天将所有媒介传播现象放在一起来研究。新闻学界可以从创立大众传播史入手，出版界可以通过探讨“新旧不同媒体的各种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创建“普通编辑学”。如果双方整合起来，必然有助于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媒介传播理论。
三、网络时代：文化缔构原理的宏观视野
西方媒介理论的发展是与电子媒介，特别是飞速变化的网络媒介相联系的。正是由于“电子社会”的出现，传统的“印刷社会”才具有了后视镜的意义。麦克卢汉指出：“今天，电传信息的瞬间速度，破天荒第一次容许我们看清变迁和发展的模式和规模。大千世界——过去和今天都是这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犹如一部高速电影中一株猛长的植物……倘若我们倒着播放文字、印刷术机器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那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熟悉中发现了陌生，并因此而受到震撼。”[11]《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指出：“通过回头去看并且仔细地考察传播媒介和文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进化路程，我们就能够找到为我们洞察未来提供可贵的模式和原则。”[12]换个角度说，“媒介论即媒介分化的历史”[6]。
当今的中国又一次进入了新旧媒介分化交替的阶段。特别是网络媒介作为一个没有边际的平台，包容了所有其他媒介（图书、杂志、报纸、广播、影视）的内容文本和符号模式。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由于公众阅读比例的下降，失去了许多发展空间，不得不向电子出版物拓展。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出版，既抛掉了印刷，也取消了发行”，保留下来的只是“编辑创构和媒体格式”。这种现象反而凸显了编辑活动的作用，支撑了“大编辑”的概念。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我们能否根据媒介编辑、复制、发布方式的特点，把从古到今的编辑活动联系起来，“提出具有较高概括力和较广涵盖面的新的编辑观，把编辑学视为传播特定社会文化信息的媒体构成科学”呢？王振铎先生认为编辑学的第一原理即为文化缔构原理。这一原理“主要从宏观上考察和研究编辑活动，抓住了编辑活动的缔构特性，即组织整合构成的特性，确定了编辑活动的本质意义”。[1]225,19
西方媒介理论对媒介的界定比较宽泛，包括各种媒介技术、媒介形态（传播媒体、媒介机构），关注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本身的变化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而“文化缔构”理论则着眼于图书、期刊、报纸、影视等载体内容，强调通过编创具体的“符号模式”来传播文化讯息，缔造社会精神文化的结构体系。可以说，文化缔构理论是从编辑主体（传播者）的内部角度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感。编辑所编创的“符号模式”首先是精神文化产品（必须为其传播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严格把关），其次才是可以获得经济效益的流通的物质商品。中国古代官方的编辑文化是文治和教化的产物，“十三经”系列图书就是缔构文化传统的结果。中国古今著名的编辑家都是文化人（学者、专家），而不是书商。杨寿清指出“中国新文化的勃兴，可以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文艺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这不正是“文化缔构”的出版史观吗？[9]75汪家熔先生以“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为宗旨研究出版史，“因为古今中外，相当一部分出版物对社会是种污染，是不能称之为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出版机构是不该被称作文化机构的”[13]。尽管，有关“文化”的定义非常复杂，但是作为中国出版人追求的“文化”，作为价值取向的“文化缔构”，是一种对信息进行鉴别、筛选、整合的“编辑”活动，其产品要纳入和积淀为“总的文化结构系统”（雅正文化、精英文化、先进文化）。这正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编辑观。
具体来说，编辑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特定“符号模式”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复制的底本和传播的媒介。不同的媒介形式有不同的编辑流程和建模特点：编辑图书包括选题策划、审订加工原型文稿、版式装帧、样本成型等流程；编辑报纸包括记者采写（文字、图片）文稿、责任编辑审订、栏目创意、版面编排、样报成型等流程。不同的符号模式也可以相互转换，例如，将广播节目的录音、电视节目的图像转换为数字模式，在网站上发布；将印刷版本的图书、报纸通过扫描，转换为数字化“镜像”；或者将其符号模式还原为纯文本格式，为网络传播提供资源。电视节目（如《百家讲坛》）根据受众定位，选择讲述者和讲述文本，编排叙事模式和现场，制作完成影像产品。其产品不仅多次播放，还通过出版中介转换为图书版本发售。网络屏幕更是一个链接了所有“符号模式”的超文本的平台，允许网民对其自由转换和编辑。
然而，新媒介的交互性也改变了编辑主体的身份以及符号模式的编辑逻辑。例如，无数匿名的“草根”人士，在“自媒体”（博客、播客等）空间不断“编辑”出各种层次的“文化”事件。还有，观众在主持人的提示下“编辑短信，发送到……”，便作为电视“选秀”节目的组成元素，进入了虚拟的现场；读者排队参与出版社组织的签名售书活动，读者、作者便进入了畅销书“编辑”（包括新闻“炒作”）活动的程序。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媒介“编辑”活动及其符号文本，如何来评价其所缔构的文化内容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是否和谐）的影响？究竟什么因素在制约着具体的编辑活动（符号模式）？非主流的新媒介的编辑活动是否应该纳入普通编辑学的视野？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媒体内部的“缔构”模式转向媒体外部的测评尺度——对其所缔构的文化内容以及规则进行研究了。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产品，由于其即时性和广泛性的扩散特点，对当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各流派的传播学者通过不同研究方法，提出了富有创意的理论。这里仅列举和编辑活动有关的见解，例如，“议程设置”理论不仅探究“媒介内部的信息采集和加工过程”（编辑把关活动）如何设置“议程”，还研究其背后存在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传播媒介和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14]。“框架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体选择和组织符号的模式：“在具体的新闻写作和编辑中起到统领作用的不是体裁、修辞或者版式，而是采编人员头脑中若隐若现的新闻框架，它可以具体表现为角度、视点、编辑理念和方针等”[15]。尼尔·波兹曼发挥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强调媒介形式本身对于文化的建构作用，因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建构、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6]。戴维·阿什德也以美国电视新闻、新闻发布会等实例，分析了被“中介”的战争报道：“政治传播在媒介上都能找到，尽管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的关注看起来更多的在于新闻的内容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的。……建立在社会学知识上的中介理论会探求出政治的许多面目。”他还分析了媒介节目如何根据标准的传播范式，被塑造成符合媒介逻辑的样式：“要构建符合组织机构、技术和商业目标的讯息，这使电视工作者发展并运用一套能把娱乐融合进新闻的节目安排逻辑”，“结果是，电视新闻范式规定了将要被报道的事情，以及什么是恰当的，同时操纵了新闻价值，使它看起来应该像什么”[17]。这些理论以冷峻的批判眼光，对媒介产品的建模活动和符号文本进行阐释，揭示其对受众的传播效果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也从另一角度论证了编辑活动的本质意义和复杂环境，并有助于编辑主体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反思当今文化市场（作品）的生态失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