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编辑学与西方媒介论的比较
作者：于翠玲
此外，传播研究如何本土化成为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由出版界学者提出的“普通编辑学”，作为具有原创意义的本土传播研究，理应得到其他媒介圈研究者的关注和呼应。王振铎先生曾指出这一新的突破口：“拓展研究的理论视野，将编辑的群体活动置于人类文化缔构的历史进程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方法，深入研究贯穿于新旧不同媒体的各种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1]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这也是以中国本土媒介传播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所形成的媒介传播理论。本文仅参照西方媒介理论的视角，以中国编辑史为依据，思考普通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及理论框架问题。
一、中国古代：“印刷社会”的一面镜子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根源于古今大量的实践，通过科学研究诞生的”，“编辑史的研究最终还将归结到编辑原理的发现”。[1]15，224正是通过梳理编辑史，引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中国提出的是编辑学，而不是传播学或者媒介学呢？
中国学者提出“编辑学”的概念有具体的文化背景：改革开放后中国印刷出版业开始振兴，急须培养大量编辑人才。1984年在胡乔木同志提议下，高校开始试办编辑学专业。然而，正如学者所论证的：“我们认为编辑有学，首先是以古代曾经出现的编辑活动现象为基础，以很早就有人专门研究过有关编辑活动、编辑方法的事实为依据”[1]6。追溯中国编辑出版活动的源头，便会发现中国的编辑活动远远早于出版活动。中国目前已有的编辑出版史教材吸纳了图书史、文献学史、印刷技术史等本土学科的研究成果，其章节顺序依据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参照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研究从古代图书直到近代报刊的演进历史，包括编辑家、编辑出版机构、编辑出版物、复制技术等具体方面。
西方的媒介理论侧重研究传播媒介，其起点是人类通过媒介所进行的交流活动，进而探讨媒介化的信息、媒介化的人（如电视人、网络人）、媒介文化、媒介社会等复杂关系和现象。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媒介发展的历史也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媒介技术的发明与更新也是划分人类文明进程的标签：“‘印刷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社会；‘电子社会’实际上是口语—书写—印刷—电子社会。这种简写的标签仅仅是强调了引起传播变化的最新的重大进展。”这种媒介论的历史观，源于加拿大学者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这两本书“将人类文明史改写为传播媒介史”[2]。法国学者也将书籍的历史看作“如同媒体史”，从“文字的发明与古代书籍”开始，延续到20世纪互联网出现后的电子书，具有新旧媒介比较的历史跨度[3]。相比而言，中国编辑史的起点是：对书写文字的载体（简牍等）进行编辑整理和复制传播的活动。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不仅有独特的文字符号，还发明了造纸技术、印刷技术，这使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也是媒介传播活动）延续不断、历史悠久，成为认识人类“印刷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的文字符号很早就传到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中国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传播到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对图书、报刊等传播媒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文字符号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特点及其对图书复制传播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对中国编辑出版活动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其对西方媒介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什么不同？这也是西方学者在考察人类媒介史时，曾经关注和加以比较的问题。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等人的论著，都提到了中国的文字、印刷技术及其作为传播媒介的影响。
例如，《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描述了书籍出版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作为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态，书籍出版业充分地感受到资本主义对于市场那永不止息的追求。……由于1500年到1550年之间欧洲正好经历了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出版业的景气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段时期的出版业‘远较任何其他时代’更像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自然而然地，‘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出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最想要的是那些能够尽可能地引起多数当代人兴趣的作品。’”这就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版史。公元1500年到1550年相对于中国便是明代弘治到嘉靖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万历十年（1582）来到中国时，才带来了西方出版的图书和世界地图。而中国明代最为著名的图书——官方组织文臣手工编辑并用毛笔抄录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早在永乐五年（1407）完工，被收入皇宫保存。这种对比可以说明：中国古代为什么重视编辑活动（图书是文治教化的载体和象征符号，而不是普遍流通的商品），中国的印刷技术为什么直到清代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进。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了解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被书商“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的历史[4]，对比中国清代官方所组织的《古今图书集成》（1706年完成，1726年用铜活字排印了64部）、《四库全书》（1783年完成）的编辑活动……总之，中国古代的图书史和编辑传统是源远流长的，中国目前已出版的编辑史教材按照朝代顺序来叙述，必然将大量篇幅留给古代部分，缺少将古代、近代、当代放在一起比较的视野。而借鉴西方媒介史的框架，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可以凸显中国古代图书史作为人类“印刷社会”一面镜子的价值。
二、中国近代：新旧媒介交替的横断面
西方媒介史特别关注新旧媒介交替时期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的作者由此思考：“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瞠目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广义上说，我最初关注的事情，是探索传播媒介如何改变了上一个半世纪美国的环境。新的传播媒介是如何影响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闲暇和消费的实质、社会化的进程，以及思想风气？它们实际上为何对美国日常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本书是想用某种方法弄清今天的传播媒介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想再现这些媒介所微妙地否定了的过去，想还原它们的公开面目，想把我们用以测量和解释过去事物的文化含义的那种方法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本书就是这些思想冲动的最终成果。”[5]
中国近现代的媒介史具有后视镜的特殊价值。晚清以来，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工业社会的机械化印刷、电报、电话、无线电广播、摄影、电影等技术，在香港、上海等租界圈内迅速繁殖起来。图书、报纸、杂志等媒介也与机械化印刷和商业化出版结合在一起，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出版格局和传播方式。这为比较图书与报纸、杂志等媒介的不同，探讨媒介演变与社会转型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日本人左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中文版序中特意说明：他的书“是一本聚焦于‘漫长的19世纪’之后的现代传媒史。自然，这种考察也同样适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现代史。……如果有人能以此为基础，再对中国的现代传媒史做一番考察的话，那将是求之不得的”[6]。其实，陶孟和写于1922年的《社会与教育》一书，已经从社会学、教育学以及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媒介进步与社会演化的关系。他指出“人类的祖先听觉与视觉或者是差不多的灵敏，但是自从有了文字，发明了印刷术以后，用视觉的机会远过用听觉的机会”；强调“交通方法是社会生活的媒介。交通方法的变化，也必引起社会的变化。如关于文字、印刷、运输、器械的发明与应用，大改社会的旧观。如电信、电话、电车、自动车、留声机器的发明与应用，也引起社会生活剧烈的变化”[7]。中国学者在今天借鉴麦克卢汉有关泛媒介的论述时，难道不应该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媒介变迁的历史以及中国学者有关传播媒介论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