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
作者：奎 松
王以哲赏识。毕业后即在王以哲军长手下任职，直至提任六一九团团长。但高早先又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影响，因此思想上一向较为激进，被俘后自然很容易就对共产党的主张心悦诚服，由他来现身说法，确实容易收到效果。但是，让彭德怀万万想不到的是，高福源刚刚进到甘泉劝降，就通过守军电台得知，王以哲军长要他速往洛川六十七军军部一谈。
高福源深信这是一件好事，得到电报后，当即出城征求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即于1936年1月8日动身前往洛川。王以哲明知高福源肩负中共使命，却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洛川，这无疑是张学良在幕后主使。
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即1月15日，高福源就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了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说，他在洛川不仅见到了王以哲，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谈话结果很让人感到兴奋。因为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张学良也会赞同联共抗日?彭德怀多少感到意外。但他还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了这一新的重要情况。
张学良是否真有诚意，这在毛泽东看来并不特别重要。与国民党地方派系打交道多了，毛深知国民党内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后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做的报告中，他就明确讲过，国民党里有“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不管张学良是为了保存实力或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来找中共，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线停战，整个西北的局面就会改观，红军下一步东进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因此，毛泽东得到彭德怀电报后，立即回电提出：对张学良、王以哲应提出如下条件：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征求张、王意见；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五、立即交换密码；六、欢迎王军长与彭德怀见面，目前派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去洛川，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十天以内。
与张学良、王以哲这样高层的国民党军事将领打交道，必须派经验丰富的交际能手，因此，人选问题颇费周折。毛泽东反复考虑，接连提出了伍修权、叶剑英、萧劲光等人选，彭德怀都认为不适宜。此时，恰逢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方面军司令部，彭德怀当即提议“改派李克农随高福源去洛川”。由此，引出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洛川谈判的重要一幕。
张学良希望抗日而不反蒋
1月16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前往洛川。17日，王以哲通过电报通知了张学良，并于当晚与李克农见了面，进行了初步的交谈。这次谈话没有太多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但气氛相当融洽。李克农当天即通过王以哲军部的电台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称：王以哲对中共关于组织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一切须决定于张学良。
18日，张学良打来电报，请王以哲转告李克农，他将于明后日亲到袼川与李克农晤谈。李克农立即将这个消息通报给了中共中央。
鉴于两军正式接触已经开始，为促使谈判成功，毛泽东于20日明确指示彭德怀解除对甘泉包围，并要彭迅速将这一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告张学良与王以哲，显示红军的诚意。彭德怀当即下令为甘泉解围，当晚用电报通知了王以哲，说明甘泉之围已解，正动员群众为城内守军运送所急需之柴草。
就在这一天晚上，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来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不过，关于这次会晤的情况，张学良后来在《忏悔录》中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字记录多有不合。据张说：当时是中共主动派李克农来求和的，而他只因“记及昔年左文襄公收抚马化龙之故事”，“遂飞洛川，会见该人”。
张学良在这里所说的左文襄公，是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谓收抚马化龙事，是指1870年左宗棠重兵围攻甘肃反清回民武装马化龙部于金积堡，不战而降服马化龙的事。
说张这时想当左宗棠，不战而降服红军，怕不合情理。试想，当年左宗棠能够收抚马化龙，口舌之利固然有用，但若无清兵在军事上的强大优势，马化龙又如何会轻易归降?而连遭红军挫败的张学良，这时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可利用呢?毛泽东一个月前写信给杨虎城时曾清楚地表示过对这位败军之将的轻视，信称：“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引者注)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指张学良——引者注)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连遭败绩，被动已极，深恐再与红军作战的张学良，这时又如何会指望做左宗棠?
至于说什么李克农来洛川是为求和，还表示红军准备取消名称，接受蒋介石领导，更是不合逻辑。从前引毛泽东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和给杨虎城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痛打了东北军之后，中共中央估计张学良主动求和是为了保存实力，因此，要求李克农乘势去谈“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如果说李克农未必能够坚持以“抗日讨蒋”为谈判前提，但至少也不会擅作主张，反过来代表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收编红军吧?
张学良的《忏悔录》写于那个不自由的年代，难免有诸多难言和讳言之处，再加上有人捉刀代笔，其中有不合事实的地方自然可以推想。
那么，李克农与张学良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20日晚，李克农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电报，具体说明了谈判的情况。电报称：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据张说，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他准备赴甘肃、南京进行斡旋，约期两周，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中共方面第一次与张学良接触，印象似乎并不太好，李克农在汇报中就不客气地称张学良较“滑头”，相反却认为王以哲较“诚恳”。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要拉东北军参加“抗日反蒋”，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还有电报给彭德怀，要彭告诉李克农，谈判关键在“抗日反蒋”，只要张学良同意，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李克农几度提“抗日反蒋”的问题。王以哲对此私下表示同情，言谈话语之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相当不满；张学良在这一点上却表示异议。他一方面赞同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大谈国民党中许多人都同意停止内、战和组织国防政府，以便尽快对日开战，甚至说阎锡山也与他谈论过同样的想法，并表示，他愿意为此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