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
作者：奎 松
活动，如果活动成功，两周之内他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合作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张学良又明确表示对蒋介石还有好感，不赞成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并希望红军能够北出宁夏，到绥远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彭德怀怀疑张学良是缓兵之计
21日，李克农返回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进一步向彭德怀详细汇报了与张、王谈判的情况。从毛泽东几度强调争取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可以看出，毛对谈判是寄予了较高期望的。李克农的谈判所得，与毛泽东的期望显然有相当大的距离。难怪彭德怀在听了汇报后并不满意。他当晚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说，张学良找红军谈判，看来仍旧是军阀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张多半只是在红军的威胁下，在蒋介石一时抽不出很大力量来援助他的情况下，“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来和缓我军”，特别是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红军应当北出宁夏到绥远去背靠外蒙，发动抗日，这分明是“企图我军脱离陕北入宁绥依外蒙求得甘陕地盘完整，导火日苏战争”。
张学良的地位，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形象，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都使这时实际负责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彭德怀一时对他很难相信。但对王以哲就不同了。听了李克农的介绍，又看了李带来的王以哲表示诚意的手书，彭德怀相信“王对抗日态度诚恳”，只是较“软弱”一些，因此开始积极地对王开展统战工作。
在李克农回到司令部的第二天，即23日，彭德怀就致电王以哲，不仅“请我兄从各方面鼎力斡旋，以期迅速实现”“集合全国之力，统一抗日战线”的目标，而且“为求得各种问题更进一步了解，深望与兄在延安一晤”。
彭德怀显然不了解，王以哲只是遵命行事而已；没有张学良的批准，他是绝不会与中共直接发生关系的。因此，王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立即转发西安张学良，同时电告彭，来电已转张先生，至晤面事，容定期再闻。事实上，张学良是不会允许自己的部下在这种事上越俎代庖的，他既然已经决定外出活动，与彭德怀见面的事当然也就做不成。
但彭德怀不明就里，还是一再致电王以哲，希望早日见面。他在26日的电报里强调说，为秘密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对于抗日军饷、弹药及技术兵种的筹备，抗日兵力在西北的集中，抗日根据地的确立，国防政府的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等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及兄等早日见面。否则，日本帝国主义将阻碍或破坏吾人抗日之实现。
1月27日，为实行前此决定的东渡黄河、进攻山西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下令十五军团先期北上。29日彭德怀也率方面军司令部北抵临真镇，30日赶到延长，他与王以哲见面之事自然不了了之了。
但彭德怀这时实际上仍旧负责着对张、王的统战工作。为确保东征作战的顺利进行，彭德怀于2月3日和6日又两电王以哲，提出即刻派李克农再赴洛川就双方共同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具体商讨。由于张学良外出未归，王以哲仍然不敢自作主张。直到2月中旬张学良由南京动身回西安之前，才有电报给高福源转致彭德怀，“要李克农去洛川面商大计”。得电后，已经随部队前往黄河沿岸的毛泽东和彭德怀，一方面回电再度劝说张学良与蒋介石划清界限，一方面立即通知留守后方的周恩来，要他就近通知李克农速去洛川谈判。
这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具体商讨两军停战及合作问题，关系重大。鉴于前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等这时事实上对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已有所了解，因此不再想象可以轻易劝说张赞成“抗日反蒋”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虽然在去电中仍旧坚持加以劝说，但在2月21日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中，则明确主张不要因为张学良暂时不赞同反蒋而使谈判破裂。也就是说，对于这次谈判，他们并没有设定过高的目标。训令所规定的谈判原则是：(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而不讨卖国贼。(四)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五)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即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全国抗日。(六)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七)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基于上一次接触的经验，中共中央此时对张学良的估计已经变得实际一些了。它相信，张学良之所以愿意与中共谈判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上是因为他惧于红军的威力，加上东北军以及全国范围抗日情绪高涨，同时他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控制不满。但是，张学良目前还不会马上接受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他“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谈判要坚持抗日反蒋，但主要还不在于争取张学良参加反蒋，而是“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
毛泽东主张让张学良当政府主席
与彭德怀不同，毛泽东对张学良的信任似乎多一些。还在第一次洛川会谈过程中，他就曾经打电报给彭德怀，要他告诉李克农，中共方面愿意与张学良真诚合作。电报称：(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底于成；(乙)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毛泽东这封电报到得晚了些，彭德怀得到电报时，李克农已经结束了那一次与张学良的会谈。但这个意见，毛泽东仍是坚持的，彭德怀随后也表示了同意。
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中共中央这时有关建立全国范围统一战线问题的最重要政治主张。按照在此之前首先在莫斯科提出这一主张的共产国际的想法，这样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应当由共产党来做发起人和中心的。许诺可以让张学良来做政府主席和联军总司令，与共产国际的愿望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注重实力原则的毛泽东看来，从统战角度考虑，这无疑是必要的。毕竟张学良有多过红军几倍的兵力，在全国地方实力派当中又有相当高的地位。要与张学良联合，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新的谈判方针，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制定的。
不过，这并不表明毛泽东不再希望争取张学良“抗日反蒋”。这从他和彭德怀给张学良和王以哲的一系列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直到2月19日毛、彭联名通知张、王说李克农将要前往洛川面商一切的电报中，仍可以看出这种心态。电报特别提出：“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而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
李克农2月21日由瓦窑堡动身。据随行的机要员戴镜元回忆，出发前两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说明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启程，25日可抵洛川。但戴在具体描述时，却提到了5个人：带路的高福源一身农民打扮，头包白毛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