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
作者：佚名
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杨贤江已经脱党，茅盾也没对我说过，因此，我一直以为见到杨贤江，我和茅盾就算是接上组织关系了。
到京都后，我们就住在杨贤江家里。他和夫人姚韵漪带着儿子，一家三口，雇个下女，日子过得还不错。我们一到，茅盾就和杨贤江关起门来密谈，连我也不让听。没想到，此后茅盾就闹开了病，接二连三地说眼疼、牙疼、心口疼、肚子疼……我当然很着急，百般照顾他，就这样住了下来，茅盾也不再提去苏联的事了。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同居的。他说他不爱他的妻子，要和她离婚，永远和我在一起。
长久住在人家家里总不好，我们必须另找房子住。正巧，从上海去京都政治避难的“红色青年”高尔松夫妇、弟弟高尔柏夫妇和周范文夫妇，还有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漆湘衡夫妇、袁文彰等，在杨贤江家附近租住着一排平房，其中还空着一套，我们就去租住了。我当时一心就是要好生护理茅盾的“疾病”，让他的病快点好；我们好去苏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场美梦罢了。
同住的这些青年人大都靠卖文度日，对茅盾很是欢迎，因为经他介绍寄出的稿子不仅容易刊登，而且稿酬从优，还提前支付。由于茅盾常是把文稿集中起来同时寄出，稿费也往往同时收到。每当此时，我们就集体出游。春天到郊外赏樱花，秋天到岚山摘红叶，或去奈良登三笠山，临猿泽池。每次出游，茅盾都带着相机，兴致勃勃地到处拍照，根本不像什么病人。但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有病呢?我不明白，也没多想，因那时我完全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了。我们的住房虽然简陋，但门前道旁便是樱花，盛开时如云似霞。我和茅盾在读书、写作之余，常常携手并肩，散步在花前月下，互叙衷情。茅盾向我表达的真挚的情和爱，使我的心亦如樱花般怒放，但愿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有一回，我们乘坐高空电车，中途发生故障，电车悬挂空中，乘客们都惊慌起来。可这时，茅盾却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紧握我的手，凑近我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解决了，够多么幸福啊!”把我吓了一跳——这是什么幸福呀!难道他真的不想活了吗?他是否有什么不能对我说明的隐情呢……我一时脑子发木，想不清楚。
我为他提供创作素材，整理誊写稿件，他努力使我成为他文学上的知音
这一时期，茅盾的心情仍然有些郁闷。他想写一部新小说来扭转“三部曲”在文坛上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只是苦于没有题材。于是，我搜索枯肠，把友人胡兰畦抗婚出逃、参加革命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对他详述了一番，说我认为从“五四”浪潮里涌出来的青年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是很好的素材。茅盾大感兴趣，当即决定以胡兰畦为模特儿，写一部长篇。他不仅没见过胡兰畦，而且胡在四川经历的山山水水、城市乡村，他也没见过，我都尽可能具体、详细地给他描述。他每写好一部分，便由我誊清，同时顺手把人物的语言改成四川话。小说终于写成了，这便是他的《虹》。这个书名也是我起的——四川的气象常有彩虹，变化多端，具有迷人的魅力。顺便说一句，《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的名称，也是我提出的。我说，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茅盾非常赞赏。
《虹》在上海《小说月报》连载，轰动一时。后来又出了单行本，销路很广，茅盾可说是名利双收了。但小说实际上只写了原计划的一半，以后没能继续完成。
当时，杨贤江和高氏兄弟等虽都以卖文为生，但多是搞翻译，而且不翻译文学作品，都未能成为茅盾在文学上的知音。因此，茅盾情切切地想在文学上培养我，经常和我谈论什么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还说我有当作家的天才。我自然受到了熏染，开始研究日本的“普罗小说”，并翻译了一些，由茅盾寄到上海发表。“秦觉”、“辛夷”就是我的笔名。茅盾还说把我的经历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他还常给我命题作文，甚至不顾当时文坛仍在批判他的“三部曲”，硬要我写一篇赞扬其中女主人公章秋柳的文章，经他加工后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我还在他的授意下，违心地写过一篇批评梅兰芳接受美国博士头衔的文章，发表在《文学周刊》上。
这时候，我怀了茅盾的第一个孩子。因为经济拮据，也因为我仍想去苏联，觉得有孩子是个累赘，我们决定回国去做人工流产。茅盾把我护送到神户上船，回到上海后，我先从叶圣陶那里取了一笔稿费作住院费，叶夫人胡墨林还热情地为我缝制了几件衣服，然后由先期回上海的吴庶五陪我到四川路福民医院做了手术。1929年9月，在返回日本的海船上遇到张光人(胡风)和朱企霞夫妇。茅盾到神户来接我时，我给他介绍了胡风夫妇，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
1929年冬，日本搞了一场“大检举”。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漆湘衡、袁文彰以及经常来往的沈起予都被捕了，流亡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国。但茅盾坚决不肯走，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
高原町变得冷清寂寞了，我们就迁到热闹些的一所二层楼房。房租比高原町高好几倍，但环境不错，楼下有花园，园里的无花果树果实累累。茅盾很爱吃无花果，总是笑眯眯地求我上树摘给他吃……。虽然我俩情深意笃，有自己的小天地，但异乡的孤寂，加之通货膨胀，生活日感拮据，不得不作归计。
1930年4月初，我们回到了上海。先住了三天旅馆，后搬到早已回国的杨贤江家里。我们一起到景云里去看望了鲁迅，他让我俩都参加了“左联”。我们还去看望了茅盾的母亲和他的卢表叔，到郑振铎家里和商务印书馆的旧友欢聚……。为了生活，他写文章，我继续搞点翻译。经茅盾联系，开明书店和我签约翻译一部日文《中国戏曲小说史》，预支稿费500元，临时解决了生活费用。这时，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茅盾原来的妻子孔德址开始常来我们这里哭闹，加上茅母坚决要求他俩恢复由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使一向十分孝顺的茅盾变得左右为难，忧心忡忡。
我愤而撕毁了与他的合影，烧毁了他给我的信件，永远结束了这段梦幻般的情缘
茅盾对我的态度也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常常欲言又止，心神不定。每次孔德址一来，他就躲得远远的。可有一天，姚韵漪告诉我，她在先施公司看见茅盾和孔德沚带着孩子买东西，看起来蛮好的。果然，以后孔德址就常来给他送吃的穿的，茅盾还去接送她。这时，上海的小报上还出现了一些骂我的文章。
我心想，自己一个革命女子，何必讨这份闲气!于是就向茅盾提出分手。茅盾先是不同意，后又同意暂时分手，但要同我订一个“四年之约”：他以四年写作的稿费支付与孔德沚离婚的费用，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