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
作者：佚名
我和茅盾在日本有过一段恋情，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最初相识是在1922年。那时，我随李大钊、陈愚生由北京赴上海，到我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工作。学校分文学部和工作部，让学生半工半读。我在工作部负责管理车间的织袜机和织毛巾机，并培训学生操作。沈雁冰(茅盾)、陈望道、施存统等是文学部的教员。但我那时同茅盾仅仅认识而已，没有什么交往。
1923年春，我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党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工作。1927年初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特别党委委员和女子宣传队队长。行军途中坠马，腿部受伤。养伤期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了，我也失落了组织关系。伤愈后，我曾到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寻找组织。后在我的老师汤用彤夫妇帮助下，我化名“徐舫”，又到上海去找党，住在陈望道家里。我求他帮助我办理手续去苏联学习，但他劝我先到日本进学校，这样可以领取“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学费，而且日本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在那儿关系。我同意了。他便写信给在东京研究绘画的他的前妻吴庶五，托她为我进行安排。陈望道还说，沈雁冰用“茅盾”笔名发表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引起左翼文人在报章杂志上对他的批判，使他很苦闷，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 第二天早上，听见门铃响，我从门缝里一看，是茅盾。他穿着深灰色的绸料长袍，黑色平底鞋白袜子，瘦瘦小小的，再加上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须，活像个算命先生。天气并不热，他手里却紧紧捏着一把黑折扇。我打开门迎他进来落座后，没怎么寒暄就开门见山地商定了行程，我请他代买船票。没坐一会儿，他就走了。
茅盾说他就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住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
1928年7月初我们从上海出发的时候，茅盾叫了汽车到陈望道家来接我。这时，他的八字胡不见了，浅灰色的毛料西装穿得笔挺，黄皮鞋擦得锃亮，和那一天的模样完全不同了，一副留学生的派头。
他化名“方保宗”，我仍化名“徐舫”，搭的是日本人的小商轮。乘客大约10人，只有我一个女客，而且除了我和茅盾，都是日本人。在船上，茅盾常常约我到舱外凭栏眺望大海，一边兴致勃勃地谈他的著作，他的经历，他对国内文学界各家各派的看法，而最后常要说到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他说，他是在襁褓之中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的亲。尽管他18岁那年就反对这个包办婚姻，但母亲不同意，反倒大张旗鼓地用花轿把儿媳妇抬进门来。由于这位媳妇脾气不好，茅盾感到很难相处。
有时候，他在甲板上给上海的郑振铎等人写信，还喜形于色地拿给我看。我发现信上总写到我。我的穿戴、动作、语言，甚至我后脑勺的一绺白发被海风吹得翻滚成灰色，也生动地描写在信笺上。他还常在甲板上跟我逗乐。有一天发现我有一盒“秦德君”字样的名片，他就拿过去一张一张丢到海里，还丢一张嚷一声：“秦德君跳海了!”把100张名片丢得一张不剩。
他个子小，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10岁。
一路上风浪不大，我们轻松愉快地到了神户。那时我觉得他为人不错，但还说不上怎么喜欢，也没感到他在追求我。只是觉得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志同道合，彼此谈得来，也信得过。我压根儿不知道他当时已经脱党，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起过。
从神户上岸，坐火车到东京，我们就去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找到吴庶五。吴原来不知道茅盾要来，所以只替我租了房间，只好临时想办法介绍他住进了附近的“本乡馆”。住下来以后，我就进了“东亚预备学校”， 学习日文。茅盾独自颇感寂寞，朝朝暮暮往我们女生寄宿舍跑。但学生寝室不许会客，大家共用一个会客室，茅盾嫌别扭，后来就主要是我和吴庶五去“本乡馆”看望他。
茅盾对于上海文艺界批评他的“三部曲”“消极”、“反动”，一直想不通。一天吴庶五在一个餐厅请我们吃饭时，茅盾竟说他想到蒋介石那边去，有个秘书职位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他这不过是气话，也就没跟他叫真。他那时没职业，没钱花，小说又受到批判，所以很灰心，时常要发发牢骚。每当他流露出消沉、悲观的情绪时，我总是耐心地规劝他，跟他一起分析革命低潮很快就会过去，鼓励他振作精神，朝前看，向前进。我还鼓动他跟我一起到苏联去。茅盾很受感动，说他就像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
从此，茅盾的心情逐渐开朗，再不像原来那样失魂落魄了。他高高兴兴地给上海《小说月报》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的文章，兴奋地拿给我看。其中写道：“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站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当我读到这里时，他顾不得旁边有人，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我，激动地说，“北欧运命女神中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他还买来一本英文版的北欧神话，给我讲了书中运命女神的故事。他还说，北欧运命女神也象征苏联，他已下定决心和我一起去苏联了。他还画了一张去莫斯科的路线图，说我们必须先到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
当时，杨虎城、谢葆蒖夫妇也在东京。谢葆蒖是我任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时期的学生，1927年初同我一起参加北伐。胜利会师中原后，她和杨虎城结婚，我是女方的主婚人。他们夫妇以及其他北伐战友邓飞黄、郭春涛等，都表示愿意资助我去欧洲。但我不太愿意接受资助，想自力更生。
茅盾向我表达的真挚的情和爱，使我的心如樱花般怒放
这时，我同茅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每天提着书包上学时，一出门，就看见茅盾那笑吟吟的脸。他为我提书包，扶我上电车，一直送我到学校门口。中午，他又在学校门口等我，然后一起去吃饭。下午我没有课，我们就总在一起。一般是去看电影，有时也去游公园，逛夜市。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紧紧拉着我的手，唯恐我在人群中走失了。经过这样频繁的接触，我觉得他博学多才，性情随和，对我关怀体贴，就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现在有些书刊上，说我因茅盾是名人，疯狂地追逐他，那不是事实。事实上，在我们的关系发展中，一直是茅盾主动的。)
大约在1928年12月初，我们俩一起离开东京，到京都找杨贤江，准备办理去苏联的组织手续。我和杨贤江是1921年在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时认识的。后来他和邓中夏、恽代英等去四川演讲，我们也见过。他和茅盾更熟，因为曾同在上海当编辑，他在中华书局，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我当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