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
作者：佚名
我俩再图百年之好。经过他的反复劝说，我最终同意了，还约定四年后团圆时，再续完《虹》的后半部。于是他拽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英寸照片，说是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这是1930年8月的事。
当时，我们还一起去向丁玲告知了我们的决定。丁玲坚决反对，认为这不公平。但事已至此，咋能反悔呢?最后，茅盾带我到福民医院做流产手术。他扶着我上手术台时，泪流不止。他在医院陪了我三天，含泪告别时还要我写个简历给他，说要为我联系过组织生活。
一星期后，我回到杨贤江家我们的房间里，眼看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我顾不上多想，急于下楼去找杨贤江，问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叹息说：“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茅盾是个被开除的叛徒啊……”
天哪!这真是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心如死灰。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瓶安眠药，随即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龙头，用手接水，把200片安眠药全部送进了肚里……我哪里知道，杨贤江的话并非实情，组织上从来没有给过茅盾那样的结论和处分啊!
当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红十字医院的病床上。原来，是我大哥秦希文烈士的儿子秦国土把我送到医院来的，我已不知不觉地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了。我看看胳膊上打强心针的创口，肿得像个皮球。秦国土一边蹲在地板上给我揉肿块，一边劝我回四川忠县老家去。我觉得，自己在上海也实在呆不下去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政治上，失去了党的关系；生活上，又惨遭不幸；再加上当时小报上的风言风语，我已身心交瘁了——回家吧，回到妈妈的怀抱里去吧!
出院以后，我就很快启程回川。那天，秦国土背我上船的时候，茅盾前来送我，还带来些路上吃的东西，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我当时只看了看他，没有说话。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船儿逆水而上。我受尽折磨的灵魂与身体都奄奄一息，沿途屡屡昏迷与休克，不得不先后在武汉、宜昌、万县住进了医院。在万县，路费耗尽了，只好让侄儿由陆路回家要钱来接我。我到家时，已是秋凉季节了。
我离家已12年。这次不是荣归故里，而是穷途末路归来，虽然妈妈很心疼我，照顾我，但当家的二嫂子不欢迎我，甚至逼我立刻走人。再加上堂弟秦梦舫在外扬言，说我是从苏联派回来搞“赤化”的，要加害于我，更把一家人闹得不得安宁。我不得不又离家出走。辗转到重庆后，我终于心力不支，染上了多种疾病，不断地发高烧，卧床不起。本家哥哥秦仲高把我接到他家养病，但百般医治无效，家里已在准备我的后事了，后来请来一位活佛，用他从西藏带来的药物，才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过来。这已是1934年10月了。
此前，茅盾接长不短地给我写信，我也经常给他回信。但是从他的来信中，我发现他根本没收到我的信，显然是都被他的家人扣下了。我病重时，他一连来了几封信，本家嫂嫂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此后，他只来过一封信，说他已搬家，但并未写明新址，从此杳无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如隔世。回忆往事，肝肠寸断。所谓“四年之约”，所谓“百年之好”，已统统化为泡影。我愤而撕毁了与茅盾分手时的合影，烧毁了他给我的一堆信件——各奔前程吧! 可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我一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仍有多次同茅盾不期而遇。第一次是1938年的一个阴雨天，在重庆天官府7号，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门口，我穿着玫瑰红晴雨两用衣正要进门，冷不防同正从里面出来的茅盾撞了个满怀。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住了。我的喉头梗塞了，不知说什么好，他则低下了头。他还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怜他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早死了，现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其惊诧可想而知。类似的尴尬场面，以后曾一再重演。
上海解放前夕，我受命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电刑……各种严刑拷打都没有使我屈服，敌人一无所获。1949年5月，我被判死刑。行刑前夕，才被神速来到的解放军解救出来。但是，许多朋友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5月28日诗人柳亚子六十寿辰时，在北平中山公园“上林春”的宴席上，他写了一首诗，说明是“闻德君同志噩耗而作的悼亡诗”：
宗风真衍秦良玉，
说部能开沈雁冰。
玉貌锦衣犹在眼，
秋坟向杰忍传灯。
东坡儋耳谄容误，
一妹南都血尚凝。
猛忆渝州初识面，
含光佳侠气飞腾。
1949年8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我住北京饭店二楼17号房间。一天清晨，我到阳台上活动锻炼，忽然发现三楼的阳台上站着茅盾。我当时百感交集，难以自持，转身回到房里，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就在筹备会议期间，有一天会上突然宣布我是“叛徒”，说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有出卖组织的行为，因而撤销我的政协委员资格，令我接受审查。我奋起抗辩，向统战部申诉，都无济于事。直到1950年，组织上才给我做出“没有出卖组织”的结论，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并参加政协。从第二届到第七届，我一直担任政协委员。这些年，我和茅盾又曾多次碰面，但均无任何交往。
1951年我申请恢复党籍时，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他核实，要他写个证明。他说他不是党员，不便证明我是党员，因此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
十年浩劫，我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八年，受尽苦楚，腿也摔断了，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出狱。
1983年3月茅盾逝世。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了参加遗体告别和追悼会的通知，但我思前想后，还是不去的好，免得触景伤情，平添惆怅。
我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正是他在人生道路上，从悲观、动摇转向积极进取、追求光明的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新的起点。我把以上这些鲜为人知以及有所误传的事实真相写出来，也许对研究茅盾生平和创作的学者们，不无参考价值。那么，我这92岁老妪窗前灯下的心力，也就不算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