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周恩来传》选载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
作者：佚名
闭幕式上发言，提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律己，宽于责人，但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又说，革命、生产、战备都不能松懈，要认真抓到底，为明年开始的“四五”计划打下好的基础。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九月十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胜利闭幕。”“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尽管公报引人注目地公布了要召开四届人大，但是，由于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此，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了。
出席庐山会议的吴德回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从庐山回到北京时一次谈话的情景：
“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开始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宣传领域包括对外工作中某些“左”的倾向。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还没有下山，便指示邮政部门：今后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了。他对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有关负责人说：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询问：出口商品包装上是否还有毛主席语录?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不尊重。前几年讲这种话是泼冷水，现在应该讲了。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对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作了初步调查，批评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九月下旬，周恩来建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想通后，应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出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并说，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在空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人把作“讲用报告”的年仅二十五岁的林立果(林彪的儿子，这时已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吹捧为“超天才”。周恩来得知后，派杨德中找吴法宪，批评道：为什么要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这种说法不对，不能这样搞。周恩来也向黄永胜谈了自己的看法。
十月初，金日成来华作内部访问。六日，邓颖超给周恩来留下条子：“后天八号东邻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善自掌握”。十多天后，周恩来同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谈到：“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
十月中旬，对庐山一事抓住不放的毛泽东先后就吴法宪、叶群二人的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他们和军委办事组其他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但林彪在这种情况下仍始终不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等在检讨中也一字不提林彪。这年五月间由林立果、周宇驰秘密组建并得到林彪接见的空军司令部“调研小组”，在这时改名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亲自为它的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称呼代号。这一切表明：庐山出现的那场斗争，正在悄悄地朝着更复杂、更严峻的局面发展。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一个月后，毛泽东对北京军区所辖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批判陈伯达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批示。同一天，他又主持讨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认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这个工程是可行的。这个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在同月三十日正式开工。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批示的内容。在对周恩来书面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批陈会议(通常称为华北会议)，实际上是要借此敦促他们作出检讨。
华北会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到第二年(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共计四百三十余人。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的一百四十多名高级将领也参加华北会议。会议进行当中，对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作了不适当的、过火的批判。周恩来曾试图纠正这种偏向，提出：对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他还针对江青在会上牵强附会、随意点名的情况，批评说：“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他经过毛泽东同意，阻止会议印发和播放江青的讲话。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
华北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同他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又作了一次长谈。当斯诺问到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时，毛泽东表示，党目前“不怎么样”，并且感慨地说：“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风靡全国的“四个伟大”的提法(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讨嫌”。人所共知，这“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并作过题词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华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找出“文化大革命”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