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周恩来传》选载庐山会议与林彪事件
作者：佚名
期中共中央所发的两份文件，内容都是有关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并在其中陶铸签发的一件报告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又在原报告中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一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在这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对党的历史，林彪、江青等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也一直在恣意歪曲。一九六七年十月，经江青提议，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起草一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纲”，企图以此来取代中共党史。几个月后，经林彪、江青双方认可的“提纲”里，只突出毛泽东、林彪、江青三个人。对南昌起义，只提到并不是起义领导人的林彪，而不提周恩来、朱德等。提纲把江青吹嘘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叶群说：这样写，是为了树立“三个正确路线的代表”。对这样一个“提纲”，周恩来始终没有作任何表示。毛泽东看了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并且批评了江青。最后，“提纲”只得不了了之。
据一九六七年随毛泽东南巡的杨成武回忆，当毛泽东得知有人不赞成以“八一”作建军节，而提出应该改为九月九日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日子，造反派还要砸掉北京军事博物馆楼顶上的军徽时，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在前，是全国性的；秋收暴动在后，是地区性的。“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作的决定。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件事不能变。
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认为，讲历史首先是真实。他从对外宣传人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大量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强加于人的偏向。
一九七一年二月，周恩来从外交部《外事活动简报》上看到：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在江西井冈山参观时，对那里的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难以理解。周恩来立刻把《简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批道：“第四条(即加西亚反映意见)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以后，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批评对外宣传特别是对党的历史和领导人宣传中存在的偏向。指出：对这些不正视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宣传，要当场给予纠正，并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议：现在韶山已经开放接待外宾，是不是也应该把林副主席家乡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作为参观点进行宣传?周恩来回答得十分巧妙。他说：“我看这件事不忙决定。不请示林副主席就办，林副主席知道了要批评。但是，湖北的同志应该把黄冈那个地方的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林家大湾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总之，现在不必马上布置展览，没有中央批准，还不能做这件事。”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花了不少精力来抓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的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报告的批示。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周恩来对《会议纪要》作了多次修改，加写道：“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于那些爱讲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二月十五日，他接见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在讲话中指出：一九七○年最后完成的指标，大多数超过原来计划，也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农业除粮、棉外，其他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工业也是如此。他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一千一百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所以，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做到。他还郑重地提出：最近统计人口全国已达九点七亿。要控制人口，必须提倡晚婚和节育。还要搞好综合利用，解决“三废”污染，发展轻工产品，抓好产品质量。会议纪要和主要计划指标，在三月下旬正式下发。
极端繁重的工作，使周恩来依然置自己的病体于不顾，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三月三日晚，邓颖超给他留的条子写道：“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在批评林彪等人错误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仍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要求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恩来还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联系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以严于责己的态度来引导黄永胜等人认真检讨。
然而，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却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作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
于是，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已准备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三月底，林立果等初步确定出实施的指挥系统和人员分工。
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偕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将在最近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随周恩来前去的李德生回忆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毛泽东、周恩来都全然不知林彪一伙正在紧锣密鼓地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
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周恩来等在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连续两天同林彪谈话。林彪在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要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六人一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对林彪的态度十分不满，当场指着黄永胜等严厉批评道：“你们已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四月十二日，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告诉他：“我已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