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祭吴宓》——一本虚构作伪的“纪实”书

作者:陈斯言 季 石




  罗玉清还对1950年的暑期学园活动作补充说:“张紫葛在‘与人隐私者不详’一章里提到暑期学园时说:‘它的目的是清理学生的历史状况,查明其政治面貌’。实际情况是:1950年7月重庆大中学生参加的暑期学园是对学生系统地进行革命理论教育,讲社会发展史,讲谁是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以及明确为谁服务、为谁学习的教育,……‘清理学生的历史、政治面貌’,纯属张紫葛的瞎说。”
  罗玉清还写道:“书中提到的F公,实际是指方敬同志。1950年西南师范学院成立时方敬即在学校,是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们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我任党支部书记)。一个我不认识的张紫葛向我推荐我认识并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的F公,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批判《武训传》时,吴宓何曾“拒绝联系实际”
  
  张书有相当多的篇幅涉及原西南师院外语系主任、教务长、副院长方敬,正文中以F公代称,钟鸣的代序则直指其名。据称,吴宓与方敬关系紧张,十分对立;吴宓同张紫葛沆瀣一气,对方敬屡加诽谤;方敬也利用职权动辄训斥、欺负吴宓。但据查,吴宓与方敬,解放前即在北碚的勉仁、相辉两校同事,尽管彼此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关系融洽,互相尊重。
  张书第106页《与人隐私者不详》一节,记1950年7月事,借吴宓之口诽谤方敬“以老共产党员行此勾心斗角之计”,但据吴宓1951年3月31日的日记,吴宓是直到这一天参加了中共西南师院支部公开及新党员宣誓大会,“始知敬(指方敬)为党员已十余年矣”。
  张书《合校之初》一节,说1950年8月分校后,“政治学习的第一炮是批判《武训传》”。方敬在吴宓发言时“不断皱眉头”,而且“不指名地批评吴宓‘拒绝联系实际’”(第109-110页)。实际上,西师批判《武训传》的学习,不是在1950年合校之初,而是在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当年5月22日始见报)。吴宓1951年11月23日日记云:是日学习会,“宓发言,由批评武训而检讨自己,自称宓有三过失:(一)雇佣观点。(二)纯技术观点。(三)超政治(不问政治)之清高思想云云。”可见,吴宓并未“拒绝联系实际”。当时张紫葛已调离外语系,不在一起学习,又如何看见方敬“不断皱眉头”?
  张书记述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方敬主持收缴“反动证件”:他让吴宓交出杜威、罗素、尼采、叔本华、白壁德等许多人的著作,又“索要”一本《英语百年诗选》(见张书第262-264页)。事实上,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并未收缴“反动证件”。而是运动过后,根据西南文教部1952年8月的有关文件,西师开始收缴忠诚老实运动中规定应缴出的各项物资(包括枪支、弹药、电讯器材等等)。西师负责办理此事的是人事室,方敬根本不管这件事。根据规定,张书所述的杜威、罗素等人作品,不在“应缴”之列,而且吴宓的这类藏书当时尚在北京亲属家中,不在吴宓手边。至于张书所记方敬“索要的”《英语百年诗选》,据查吴宓藏书编目,无有此书。
  
  张紫葛编造了“朱小姐”对吴宓十多年的缠绵痴情,他没有想到朱小姐还健在,而且被我们找到了
  
  张书第147、268-276页,记吴宓30年代的学生朱小姐暗中爱慕吴宓,“七七事变”时掩护吴宓由北平到天津,其兄朱先生则陪同吴宓自天津到长沙,此后,朱小姐一直独身,1953年听说吴宓正与妻子离婚,“抱定满腔希望”,偕其兄到重庆探望吴宓,发现吴已再婚,于是暗中留下金银首饰及一笔数量不小的款子。张书并称,吴宓为怕被人说他“惹草拈花”,于1955年从日记中删掉了有关记载。
  据查,吴宓30年代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兼课,颇为欣赏该校学生朱女士“豪迈俊朗”,日记中记载了一些与朱女士交谈、来往等情况,并没有删掉。1937年,朱小姐曾与吴宓同车到天津,吴宓有诗纪事,张书就是根据该诗加以演绎的。但此外种种,都是胡编。据现在北京郊区女儿家安度晚年的朱女士说:她1937年在天津火车站与吴先生分手后,60年来再没有见过。朱女士虽已高龄,但仍能背诵60年前吴先生送她的诗句——“绛珠仙草是前生”(她曾自号“绛珠”)。朱女士说,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教书,后在北平西什库的一所教会中学(解放后改成市立中学)教英文、俄文。40年代初结婚,1944年长子已出生。解放后一直做中学教员,1966年退休。她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去过重庆。据此,张书所说朱小姐亲告张紫葛自己抗战中隐居天津作家庭妇女,38岁犹未婚等等,都非事实。朱女士还说她家不是什么工厂股东、民族资本家,其父30年代在颐和园作事,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不可能从家里拿出金首饰和钱送人。
  至于所谓朱小姐之兄护送吴宓去长沙之事,也是胡编。据查,朱小姐没有胞兄,30年代有一远虏堂兄在京读书。这位现在天津的朱先生说、他并不认识吴宓。而据1937年随同吴先生赴长沙的高棣华女士(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毕业)说:“当时随吴先生去长沙的是我和陈慈(陈垣先生之女)、张婉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退休干部)三个从贝满女中就同学的好朋友。吴先生一路带着我们三个,坐船坐车都跟着,连在中途碰到朋友请客,如在武汉刘永济先生请吃饭,吴先生都带着我们一起去。并没有别人跟我们一起走。”张婉英女士说:“吴先生带着我们三个一路到长沙,就跟带着自己的孩子似的。哪有别人?”吴宓日记中关于这一路的记载可说是巨细无遗,并没有张书所说的那些情节。没有发生过的事,吴先生不会记人日记,自然也更不用删。
  
  陈寅恪女儿说,如果吴宓当面念他的“思想改造总结”,我父亲定会把他赶走
  
  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吴宓的一篇“思想改造总结”,题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张书称:吴宓在1961年到广州与陈寅恪会面时,曾向陈朗读这篇文章,并称文章“悉出肺腑”(第350-351页)。
  吴宓日记对他与陈寅恪的会面有详细的记载,绝无张书所述情节。而且,吴文是校方拿出去发表的,事后吴宓为此很痛苦。他怎么可能在近10年后千里迢迢地将它带到广州,念给不愿“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的老友听y对此,当年接待吴宓的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说:“依照我父亲的脾气,如果吴伯伯真的得意洋洋地把这篇思想改造总结念给我父亲听,父亲不用等吴伯伯念完头一段,就会一顿痛骂,把他从家里赶出去!哪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让我们四处设法给他买鸡蛋、买吃的?哪会在短短五天之内,赋赠吴伯伯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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