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作者：张广友 韩 钢
民公社一套“左”的东西变本加厉，“左”的错误恶性发展。
定远县严桥公社有个红岗大队，是省里学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一看，庄稼似乎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摘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庄稼好是化肥催起来的，做样子给上面看的。产量不低，成本很高，农民很苦，还要大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也就是说，不仅农业要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管理越僵化，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越严重。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么!
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了问题再找县委、地委商量解决。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于是，回省便找新调来的顾卓新、赵守一反复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决定派农委的周曰礼他们再去作专题调查，起草对策。随即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毫不足奇的。但是在“抓纲治国”的时期，这些也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批，要割，要砍。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这样做，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而且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但“左”的影响确实是年深日久，有些干部满脑子“阶级斗争为纲”，听到“六条”的传达竟吓了一跳。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
就在1978年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在这段时间，新闻界的一些同志比较深入实际。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为我们写“内参”、写通讯，宣传“六条”，《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这些都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
安徽的“六条”是在全国学大寨、摘穷过渡的风浪中制订下发的。那年(1977)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安徽的“六条”突出的却是：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这些都是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特别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这个问题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了。我曾经说过，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原来在“六条”中经营管理那一条里只提了一句，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能公开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发表了点意见。我说，从安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问题。这是个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一大二公”、“穷过渡”、“大概分”这一套，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相反，恰恰是打击、压抑了农民积极性。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经济上使他们得到实惠，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要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系产量，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到组)。这年秋收以后，许多地方摘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地方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群众普遍认为这种办法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很快。
正当安徽各地农村热火朝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张浩来信”。(编者注：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