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作者：张广友 韩 钢
我一般是不接见记者的，因为已经离休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党史研究室的，而包产到户又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无论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对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破例同意和你们谈谈，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介绍一些当时的情况，也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供你们研究党史作参考。
农村第一步改革，也就是平常大家说的包产到户，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实践已充分证明，这项改革是成功的。别的不说，先拿市场来讲吧，这些年来市场供应的情况一直不错，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缺。特别是农产品和用农产品加工的食品，更为丰富，几乎是应有尽有，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没什么，只能凭证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这个票那个票的，连买块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见也见不到。什么都缺，人们把这种状况叫短缺经济。现在完全变了，短缺变为充足，甚至变为饱和。什么票证也不要了，只要一个票，就是人民币。有了人民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当然，改革正在深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是，同人民公社的时代毕竟大不相同了，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一条，就是农民有了积极性。几亿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便丰富了，市场供应便充足了。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来，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抱怀疑态度的，对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不能不肯定。许多人甚至还表示钦佩，表示羡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这一点与别的国家不同。按总量计算，我们不少农产品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但一看“人均”就成了后列。这是大国的好处，也是大国的难处。要保证这么一大家子人有饭吃，而且要逐渐逐渐地吃得稍为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决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这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过去搞农业社特别是高级社，要求太急，步子太快，形式过于单一，农民不赞成，上面硬要搞，造成“左”倾错误。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都讲过，你们比我更清楚。后来搞人民公社，更厉害了，简直是强迫农民，以至剥夺农民。农民怎么还会有积极性呢!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历史功勋永远不会磨灭。但是，他晚年犯了“反右派”(扩大化)、“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三大错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你们可能还记得人民公社化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现在要翻过来，搞包产到户，把农民的积极性再提起来，提得比过去更高，这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你们研究党史的，要好好写一下这个历史过程。
我认为这个历史过程，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应当把纠正“左”‘倾错误作为主线来考虑。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
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
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并不是因为我对大寨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念的是师范，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成天同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没有再做过农村工作。南京刚解放时，派我去接管工业；后来到重庆，也是管工业；到中央工作后，管工业交通，管城市建设，也没管过农业。只是1958年北京搞人民公社时，我到农村去看过一下，发现搞公共食堂问题很多，回来就提出这种搞法不行。但当时没人听，说也没用，我也不敢太多说了。第二年又去了一次，看到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种的、比公社种的庄稼要好得多。我看后也发过感慨，当然也没有人听。我的任务不是管农村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农村的事了。
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当时党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抓什么纲，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