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作者:吴 象




  农村第一步改革,即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简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发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迄今近二十年,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历史了。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由生产队长严宏昌主持,在破屋里一盏昏暗的马灯下开了个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长为此坐牢,全村人负责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大家庄严地举手通过,写成契约,每人都捺了手印,保证严守秘密。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起点。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类似小岗的事情恐怕至少还可以找到十几起乃至几十起,只是小岗因为有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或暗或明的保护与支持,得以侥幸地保存和成长,凤阳终于成为大包干的故乡。小岗寒夜十八户农民静悄悄的声音,在沉寂的神州大地上,为古老中华的重新崛起,发出了第一声惊蛰的春雷。
  近几年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深化农村改革牵扯太多,阻力太大。如果能像当初包产到户那样干,多么干脆,多么来劲。这种看法,反映了体制转换时期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事,则是一个很不小的错觉。
  包产到户的实质,是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让农民变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从而引起一系列必然的深刻变化,导致整个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离这一步改革的时间愈久,这一步改革的成功与其后续变化的关系愈明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愈为人所理解。一些没有亲历过这一步改革的人,往往误以为当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形成破竹之势,席卷全国。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大潮澎湃、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局面是有的,但这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要冲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打开一个缺口,遇到的种种阻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阻力、障碍所需要付出的坚韧、毅力和勇气,同现在深化改革相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温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消除误解,增强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为什么从农村突破
  
  现在都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未尝不可,但实际上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的。只是由于城市中计划体制的束缚力太强,扩来扩去,企业仍然没有多少自主权,打不开局面。而农村中,不少地方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自发地尽己之所能,改革难于忍受的现状。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党的政策的支持,日益发展为全国性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因此更准确地说,改革并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首先从农村突破的。
  为什么改革首先从农村中突破呢?这同亿万农民的处境是分不开的。
  在“左”倾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又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8千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而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无改善。由于人口急剧膨胀,不少地方甚至每况愈下,人均占有明显下降。
  在全国盛行“大锅饭”、“铁饭碗”的那个时期,农民只有“大锅饭”而没有“铁饭碗”,就业、医疗、福利没有保障,生老病死概由自己负责。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左”的指导思想互相作用,使农村一切规章制度越来越僵化,朝着严禁农民流动的方向日益完备起来,使农民被强制束缚在他们生身的土地上不能动弹。 特别经过十年动乱、“学大寨”运动,农村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农民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山东荷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曾把当时农村中“左”的错误,概括为大、公、平、统四个字,其结果必然是“穷”。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了,只好靠国家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因为有了靠头,大家就互相摞,越摞越穷,越穷越靠。于是,大、公、平、统又导致了穷、靠、摞,而穷、靠、摞又发展为摞、穷、靠,恶性循环,愈陷愈深。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就在这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被消磨掉最后的一点积极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2亿人口尚不得温饱。当时有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内部报告曾经指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贫困状况几十年改变甚少的两个重要根源。农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起来打扁担,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与农民有过非常牢靠的血肉关系,后来又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权,给了农民几十年和平生活。但如果还不对过去的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终究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这份内部报告决不是危言耸听,其适用范围也决不止某些贫困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计划体制的束缚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最初的突破:不理睬“学大寨”“左”的一套,把“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生产为中心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突破。
  安徽是个受“左”的折腾特别严重的省份,“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卖力,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1977年6月,万里奉命出任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盛行,十年动乱的严重后果远未消除。大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万里一到安徽,就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三个多月,他几乎跑遍了全省,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心情沉重。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他在震惊中发出叹息:“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农民,裹着一件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着一根草绳,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他:“你有什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