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
作者：吴 象
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由生产队长严宏昌主持，在破屋里一盏昏暗的马灯下开了个会，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田到户；如果队长为此坐牢，全村人负责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大家庄严地举手通过，写成契约，每人都捺了手印，保证严守秘密。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起点。
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类似小岗的事情恐怕至少还可以找到十几起乃至几十起，只是小岗因为有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或暗或明的保护与支持，得以侥幸地保存和成长，凤阳终于成为大包干的故乡。小岗寒夜十八户农民静悄悄的声音，在沉寂的神州大地上，为古老中华的重新崛起，发出了第一声惊蛰的春雷。
近几年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深化农村改革牵扯太多，阻力太大。如果能像当初包产到户那样干，多么干脆，多么来劲。这种看法，反映了体制转换时期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轻而易举的事，则是一个很不小的错觉。
包产到户的实质，是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让农民变为自负盈亏的生产者、经营者。这就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从而引起一系列必然的深刻变化，导致整个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离这一步改革的时间愈久，这一步改革的成功与其后续变化的关系愈明显，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愈为人所理解。一些没有亲历过这一步改革的人，往往误以为当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形成破竹之势，席卷全国。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大潮澎湃、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局面是有的，但这是冲破无数艰难险阻、各方面条件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要冲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打开一个缺口，遇到的种种阻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阻力、障碍所需要付出的坚韧、毅力和勇气，同现在深化改革相比，大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温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消除误解，增强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为什么从农村突破
现在都说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未尝不可，但实际上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的。只是由于城市中计划体制的束缚力太强，扩来扩去，企业仍然没有多少自主权，打不开局面。而农村中，不少地方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自发地尽己之所能，改革难于忍受的现状。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党的政策的支持，日益发展为全国性的不可阻挡的浪潮。因此更准确地说，改革并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首先从农村突破的。
为什么改革首先从农村中突破呢?这同亿万农民的处境是分不开的。
在“左”倾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又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8千亿元以上的原始积累，而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无改善。由于人口急剧膨胀，不少地方甚至每况愈下，人均占有明显下降。
在全国盛行“大锅饭”、“铁饭碗”的那个时期，农民只有“大锅饭”而没有“铁饭碗”，就业、医疗、福利没有保障，生老病死概由自己负责。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左”的指导思想互相作用，使农村一切规章制度越来越僵化，朝着严禁农民流动的方向日益完备起来，使农民被强制束缚在他们生身的土地上不能动弹。 特别经过十年动乱、“学大寨”运动，农村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农民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山东荷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曾把当时农村中“左”的错误，概括为大、公、平、统四个字，其结果必然是“穷”。穷得连饭也吃不饱了，只好靠国家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因为有了靠头，大家就互相摞，越摞越穷，越穷越靠。于是，大、公、平、统又导致了穷、靠、摞，而穷、靠、摞又发展为摞、穷、靠，恶性循环，愈陷愈深。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就在这愈陷愈深的恶性循环中，被消磨掉最后的一点积极性。
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2亿人口尚不得温饱。当时有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内部报告曾经指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贫困状况几十年改变甚少的两个重要根源。农民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起来打扁担，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在战争年代与农民有过非常牢靠的血肉关系，后来又结束战争，建立人民政权，给了农民几十年和平生活。但如果还不对过去的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终究会起来打我们的扁担。这份内部报告决不是危言耸听，其适用范围也决不止某些贫困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计划体制的束缚相对比较薄弱的农村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最初的突破：不理睬“学大寨”“左”的一套，把“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生产为中心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突破。
安徽是个受“左”的折腾特别严重的省份，“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运动特别卖力，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1977年6月，万里奉命出任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盛行，十年动乱的严重后果远未消除。大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万里一到安徽，就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三个多月，他几乎跑遍了全省，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心情沉重。在大别山老红军烈属的破屋里，他看到露了底的米缸；在淮北平原农民的茅草棚里，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地瓜面煮成的黑糊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他看到拖儿带女在凛冽的寒风中扒火车外流的成群结队的农民。内心的愧疚和肩上的压力，使这位素以坚毅、刚强著称的老共产党员流下了眼泪。他在震惊中发出叹息：“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个青年农民，裹着一件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着一根草绳，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他：“你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