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作者：龚育之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的美谈中的那一出戏)。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中宣部请示过、中宜部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一月十八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三)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定一、康生、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 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