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作者:龚育之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一九七五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吴冷西和胡绳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二)提纲的准备:七个“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辑、《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