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作者：龚育之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干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人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