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建
史所和《历史研究》，范老、黎澍、李新诸公真是绞尽脑汁，力求摆脱困境。我被临时派去协助黎澍，准备写几篇批判吴晗的文章，以示《历史研究》不自外于“革命”大潮。所内收藏的吴晗与胡适通信十几封，被拿来当作靶子，横批竖判起来。杂志焦急地等待发稿，而批吴的行情日日看涨，最后竟上到“反革命”的纲上。那一阵，我简直是疲于奔命，每一两天就要改写一道，送给黎澍阅改。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66年第3期，也是导致《历史研究》停刊的那一篇《评注胡适吴晗通信》。闻风而至的“左派”登门索取胡吴通信，被不知底蕴的图书室人员挡驾，悻悻而返。他们遂借机发难，把早已准备停当的炮弹，一古脑儿发射出来。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发表他们炮制的社论、再评注、通讯，集中攻击《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兼及近代史所。罪名是垄断吴晗档案资料，假批判真包庇；《历史研究》自黎澍接办以后，已经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史学堡垒”。其用词之尖刻，诛伐之严厉，完全是对付敌人的一套。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清晨6点即开始播放这些声讨致罪的檄文。刚刚上班，黎澍即打来电话，让丁守和和我随他一起到新华印刷厂，面告厂方停印即将开印的第4期《历史研究》。路上黎澍不动声色地轻轻对我们说：“这是对着我来的，不关你们的事。也好，可以免去批判别人之劳，坐等别人批判了。”在几乎是当时中央的全部喉舌挟棍带棒的沉重一击之际，黎澍竟如此从容镇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实则，他经历过长期的地下办报、办刊和其它斗争的磨炼，早已形成了无所畏惧的品格。
此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批斗，黎澍抱定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沉着冷静。对于年轻人，他不计较他们的过激情绪。(他用湖南话说：“几个毛人跳梁，算得什么!”)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退让。7月初，黎澍第一次在全所大会上被批斗。我因为是胡适吴晗通信评注的执笔人，当然是陪斗者。就在这次批斗中，有人说黎澍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愤然反驳：“在近代史所，我一贯提倡系统地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有人在会上叫喊说黎澍“心中有鬼”，黎澍怒目相向，针锋相对：“还不知道谁心里有鬼呢!”攻击者无地自容，顿时语塞，闻者莫不称快。会后，黎澍特地到照相馆拍照留念。在这张近似于雕像的照片上，他亲笔题记：“是日近代史所开过第一次斗争会，归时绕路东四牌楼京影照相馆摄此为念”。于此可以看出他的豪爽和自信，他对这场“文革”丑剧的鄙视和摈弃。
写到这里，我想插进一段不愉快的往事。就在这天上午，妻子生下我们的男孩。我在会后跑到隆福医院看她。(半个月前，所内“造反夺权”，她因为是所里的行政秘书，曾挺着大肚子被拉去陪斗。)她问我上午何以不来医院，我说是所里批斗黎澍，容不得我请假。我没说陪斗的事。她要我给儿子起名，我说就叫一个“畏”字吧。她说怪吓人的，不好。我拿出笔来写下龚定庵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小声说：留个吓人时代的纪念吧!人家问起，就说是“大无畏”。她只好默然。这块阴影一直压在她的心头，未能释怀……。
批斗会后，人们看到黎澍的头仰得更高，目光更锐利，步履更稳健。他要昂起头，向人们证明他的光明正大，磊落坦荡。他确信历史不会被暂时的疯狂所掩没。他此时的心境，正如他自云：“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台演出。”他被勒令执帚打扫厕所。厕所被他收拾得比往日洁净。此时，风暴已经席卷全中国。为了了解社会—动乱情况，他和李新常常设法躲过众人的视线，利用厕所这块场地，相互交换“情报”。李新后来说起：有一段时间，他们被管得很严，但他与黎澍几乎每天都在厕所见面：李新进入厕所，检视每个坑位，倘若无人，黎澍便执帚拦门而立，两人便悄声交谈起来；人来即停，人去又谈。如此这般，他们对所内外动乱百象，常常了如指掌。
“一定要秉笔直书，写出一部信史，把‘文革’的种种丑恶公诸于世，使人们警醒。否则，就难免重蹈覆辙。”
动乱中度日如年。几年熬过，从河南干校回来，黎澍已获“解放”，逐步开始工作。这个“解放”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毕竟是严冬将逝的一缕春风。
1975年夏，哈尔滨召开近代史讨论会。黎澍、丁名楠和我，原定一起乘飞机赴哈出席会议。临行前，黎澍突患牙痛，血压偏高，不宜飞行。我和丁公只好先行抵哈。主办单位坚请黎澍速来主持会议，我通过长途电话向他报告后，他即带病改乘火车抵哈。他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又指导我在闭幕式上就会议提出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会后，东道主建议他沿乌苏里江、黑龙江考察中苏边境。他因身体不好，在参观大庆油田后，仅仅到牡丹江、宁安、镜?白湖，参观了渤海国遗址和湖区风景，便匆匆赶赴长春，与吉林省的历史学家佟冬教授等会晤。其间，他在牡丹江附近农村，曾被邀参观某师范学院。那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走红的当口，师范学院从城市移到乡村也成为时髦。那位院长喋喋不休地向黎澍大谈在农村办大学的好处，并一再请黎澍表态。黎澍只是“洗耳恭听”，不置可否。事后，他对我说：“师范学院何必一定要迁往农村，脱离方便办学的城市呢?中国的教育如此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
1975年夏秋之际，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迟群主管的《历史研究》重新交还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由原主编黎澍接管。他从近代史所借调了丁守和、丁伟志、严四光、陈文桂和我到编辑部工作。我因无意做编辑而拖延了一段，去时已是初冬时节。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刮起来，《历史研究》在十分复杂而微妙的严峻形势中艰难行进。有时不免采取合法斗争手段，力争发表一点儿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紧张的气氛中，编辑部内部也不平静。我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对批邓反右“不感兴趣”，便被记上黑账。只因受到黎澍、丁伟志的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四人帮”被扣的消息刚刚传来，编辑部即紧急行动，全力以赴，开始揭批“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黎澍集注全力，领导大家组织稿件，撰写文章。我和诸葛计被派往上海调查罗思鼎和《学习与批判》杂志的情况。行前，黎澍一再叮嘱，务要了解上海写作班子的全面情况，以便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从上海归来，又调查梁效的情况。我们先后写出了《把四人帮杂志<学习与批判>押上审判台》、《一桩异乎寻常的反党事件》、《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二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等文，大抵都是由我撰写初稿，经丁伟志修改或由他提出意见我再撰写二稿，最后请黎澍审阅定稿。我拟定的标题往往不甚贴切，黎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