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建
还不知道我的《论西路军》一文所引起的风波。我简要地向他说明情况，他很关注事情的结局。我说，对于来自上边的两个严厉的批示，胡绳院长明确告诉我，《论西路军》文章内容没有错误，只是暂时不宜公开发表。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有关指示，他只在党史系统通报过，而没有向社会科学院通报，因此责任不在作者和编者。此事应作冷处理，由他向有关部门作出解释。我说：胡绳理解我们从事现代史研究工作的苦衷。徐向前元帅也非常关注此事的处理。黎澍说：这就好。随后，我向他说明对这类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我认为，事实俱在，过去明明错了，就应该及时纠正；倘若千方百计地捂在那里，反而会形成一种潜在的不和谐因素；如果为了掩盖一个错误而不惜再犯十个错误，那就会酿成分裂的因素。保持党内真正团结的基础在于维护真理，而非坚持错误。现实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些问题，要从历史上得到解释。人们将从你解决历史问题的坚定态度中，得到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强信心和鼓舞力量。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若要向前发展，形成科学体系，首要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真相，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听完我的话，黎澍说：只要当事者在，他又有权，你就难以揭示真相。但真正的历史家不要怕这怕那，硬是要敢于揭示历史真相。不是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吗?
1988年春节前，我带着一份文稿去黎澍家中看他。进门时，丁伟志、李学昆、徐宗勉、田居俭已经在座，几个人围坐一起谈笑风生。大家谈到理论、新闻、出版界，还有历史界的种种。少顷，丁伟志等告辞，黎澍留我到他的小书房交谈。我问起他的身体，他笑答：“肾不好，引起腿部水肿，走路不大方便了。”看他脸庞有些异样的光亮，怕也是水肿所致。我告诉他，我读了《随笔》上刊登的他的《忆田家英》，只短短两三千字，就把人物写活，并且写出了田家英含冤而殁的时代悲剧的本质，我很喜欢；希望他能多写一些这类短小精致又有深意的文章。长篇巨制，劳形费神，目下身体欠佳，最好搁一下，等身体恢复再写。他指着案头摞起的文稿、书信说：“事情总是做不完。身体又不容许长时间工作，只好细水长流，抓紧做。”我们谈到“史学危机”和学风，他说，第一要实事求是，写真实的历史。所谓史学危机，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主要是读者不满意某些著作文章依然讲假话、空话、废话。第二，历史家要讲史德，不能见风转舵，不要媚时趋势，不做政治的奴仆。政治是变化多端的，人，尤其是学者，能够变来变去吗?那还能称之为学者吗?显然，他鄙弃那种浅薄的、毫无道德操守的政客式的假学者。第三，要给学术研究以自由的空气，不要动辄整人。没有政治民主，何以谈得上学术自由；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有些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学术问题更应当争来争去，弄个水落石出。对于政治运动，不要害怕。所谓政治运动，纯属人造环境，是用来吓唬不懂这个把戏的老实人的。一眨眼，戏完了．，纸人纸马纷纷落地，啥事没有。所以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把人情世态、政治斗争看得这样透彻，达到大彻大悟境界，难怪什么样的逆境他也能应付裕如。
他边说边注视着我，等我表示完全理解之后，他才停下来，呷一口茶。这时，我忽然体察到这位智者的良知和勇气，他的清醒和敏锐，他的那种几乎无人企及的对人生对历史的深刻体味。
他告诉我，上海的《书林》邀他写一篇书评，评我的小书《瞿秋白传》。《书林》原想用他在前年写的那篇短稿，他觉得那一篇单薄了些，不愿就那样去敷衍编者和读者。
前年的那篇短评，我依稀记得。一家报社的编辑指出文中有一件事涉及已故的一位伟人，希望作者修改，最好能够避开那件事。他认为事实如此，难以为贤者讳。于是，那短文，便长时间搁置下来。《书林》敢于发表那篇短文，使他由衷地佩服编辑的胆识。作为答报，他慨然应允写稿。他搁下正在撰写的论战文章，带病重新阅读拙著，另写一篇。不久，他对从上海来京催稿的一位编辑说，已经读了几遍瞿传，可以动笔了。这就是发表在《书林》1988年第3期的《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
临走，他拿出一袋材料给我，说：“你喜欢研究当代史学史吗?这几份资料可能对你有用，就由你保存吧!”袋上有他的亲笔题签：《1961年北京饭店举行的历史学界的一次鸿门宴》。袋内的材料是：《巴黎公社史学术讨论会筹备会议》(1961年3月)、《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会议预备会议》(1961年5月)、《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预备会议》(1961年7月)。这三份材料是范文澜、吴晗、黎澍在上述会议中发言的摘录，内容都是讲如何反对当时“左派”的史学观点，使历史研究走向科学。几位史学前辈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看来也无过时之感。
几天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根据这些材料再加上过去收集的有关戚本禹、关锋等人关于“史学革命”的材料，确实可以写一篇文章，清理一下当年的旧案。他说还有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抽空去取，放在一起保存。可惜，我因为那一段时间里杂事缠身，忙乱不堪，没有去把信取来。
1991年初冬，黎澍逝世三周年忌日，我和喻松青、王学庄、蒋大椿、黄春生等陪徐滨夫人到京西万安公墓为黎澍扫墓。黎墓周围有早逝的老人，也有后死的青年，都是些教师、学生等普通人。漫步于斜阳下的墓碑曲径之间，深为黎澍的平民性格和昂然不屈的品质所感染。他生前留下遗言：既然他们(指那些动辄以批人整人为乐事者)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死后绝不进入等级森严的八宝山。是的。1983年他们批他，他没有屈服；1987年他们又批他，他也没有屈服。1989年后，在他死后，他们还在死乞白赖地批他，相信他在墓中也绝不会屈服。他可能还会横眉冷对：“几个毛人，算得了什么!”他也许会淡然一笑：“人已往矣，你们还神经兮兮?”我想会是后者吧。
黎澍走了。他走过七十六年极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别我们而去。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和史学研究中，他违抗流俗，独具创见，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爱护青年，提携后进，堪称一代宗师。他在评论拙作时提出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诚实的道德，勇敢的道德，实事求是的道德，独立思考而不媚时的道德”——他自己身体力行，成为后辈学者的楷模。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又不曾离去，而永存于我们心间。
耳际忽然飘来一位剧中人吟诵的诗句：“乘风归去也，天外醉流霞。”
1989年1月29日深夜写于京东胡家园，1996年1“月20日修改，1997年11月16日再改，1998年3月2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