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历史家的品格
作者：陈铁建
1988，龙年。这个被人们称之为或企盼为大吉大利的龙腾之年，似乎有意同人们寄予的厚望作对……
这年冬天，在我所崇敬的李宗一、陈旭麓两位著名历史家遽然长逝后，接着，黎澍师，这位当代学人的楷模、新时期历史学的开拓者，经过一周的昏迷之后也与世长辞。苍苍者天，茫茫者地，从此天地间失去一位杰出的历史家、理论家和思想家。黎澍师是以文人气质投身于变革现实文化科学事业的英勇斗士。唯其如此，他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
“我深信历史的辩证法一定是整人者人亦整之。我等着看后面的好戏。后来果然就看到了这种好戏的连合演出。”
第一次见到黎澍，在1962年。他那黧黑的面庞，微胖的身躯，一口带着浓重湘音的“蓝青官话”，边思索边叙谈，谈笑自若，语调舒缓，给人以沉稳深刻的凝重感；走起路来，腰挺得直，双目平视，头颅微仰，一副凛然的文人傲骨。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黎夫子”，也是那次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尊敬的称谓。那年夏初，李新、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出齐，作者、编者和一些史学家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小聚。十几位客人中，我大都不熟悉。论年纪，我是全桌人中的最小；在座的先生，全是我久仰大名的学者，如何干之、胡华以及前面提到的几位主编。席间，李新师大概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便把我介绍给同席的客人。第一位便是黎澍。我起身行礼，他微笑着点头，格外亲切。我的惶恐顿消，饶有兴味地听他们洋洋洒洒的谈话。在这之前，我只是读过黎澍的论著；那充满历史洞察力和严密逻辑思维的文字，使我虽未见其人却已仰慕久矣。这次见面，使我有一种直感：这位面孔严肃的夫子，对青年一定是位心肠极热的良师益友。
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兼《历史研究》杂志主编。除开编刊物，他用很大精力指导青年，提携后学。他手订了研究实习员进修计划、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书目，发给每一位青年研究人员。最令人振奋的是，他提出青年史学工作者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并且从理论、方法、古文、外语、写作等方面提出严格的具体的要求。当年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和研究实习员，如王学庄、蒋大椿、喻松青、从翰香等，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成绩卓然，蜚声学界。
我在1962年秋季考取李新师的研究生，埋头书斋，诸事不问。黎澍制订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我结合研究生的课程，认真地执行。我与李义彬住在东山八角亭，这是民国初年黎元洪总统议论军国大事的处所。山下是考古所，山上是何干之、彭明的工作室，与近代史所办公中心隔了一重假山，一道园门，颇为清静。平时黎澍不常到所，即使来也难得一见。开会时，他很少向全所人员发表讲话。但他主编的《历史研究》，我是每期必读的。编辑部的丁守和、俞旦初以及张允侯，是八角亭的常客，他们有时会带来有关黎澍和编辑部的信息。
转眼到了1964年。在动员参加“四清”和学习有关文件的紧张气氛中，不时看到黎澍到所参加各种会议的身影。10月24日，旧历霜降这天，全所人员乘火车离京赴甘肃张掖乌江堡公社参加“四清”运动。黎澍在靠近公社的一个大队担任工作组长。我随蔡美彪在贾家寨大队任工作组秘书，经常到公社取文件，经过黎澍住地，偶尔能见到他。我们从离京的那天起，每人穿一套旧得泛白的棉军服。黎澍体胖，穿上军装，显得圆圆鼓鼓，样子很滑稽。不久，他因营养太差，不适应当地气候，身体实在吃不消，1965年春节前便调到县里主持编写地方史志，住在张掖地区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我节后进城检查身体时，顺便去看他。他身体略有恢复。说到张掖地区三年困难期间死亡数十万人，他感到异常痛心：“如今老百姓忆苦，不忆解放前，而忆前三年，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是不该发生的。”他是历史学家，他的心总是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大众。我告诉他：张掖和河西走廊地区还有不少当年西路军伤残被俘者遗留下来。他说，如有机会，应该作些调查才好。张掖“四清”结束，带队者原想把年轻人留在那里劳动锻炼。只是由于黎澍、李新、姜克夫诸公的反对，才使得因营养不良而身患浮肿的我们返京休息半月，转到条件较好的山东黄县劳动。
1965年末，从劳动地回到北京，作为那个荒诞年代起点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场。号称“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这场批判，从史学界开刀，绝非偶然，乃是策划已久的阴谋。现在查明，就在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已跻身“文革”中枢部位的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人，曾多次在一定的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形势观。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个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第一，说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因此，“批判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首先要分清他是帝王将相派，还是群众派”。第二，说史学界的“保皇党”“门户之见很深”，“宗派主义厉害”。证据是“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黎澍同郭沫若有矛盾”，科学院给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颁奖他们也“不服气”。第三，说“保皇党”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具体表现是：反对农民战争，吹捧帝王将相；反对马列主义，鼓吹历史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让步政策；反对革命性，史料就是一切。第四，说“保皇党”的成员，有的是“旧史学家”，如范文澜；有的“是个大政客”，如翦伯赞；有的“是个调和派”，如吕振羽；有的“与吴晗观点相近”，如黎澍；有的对吴晗“想在背后讨个好”，如金灿然；有的“政治上糊涂”，如侯外庐；有的“是个起哄人物”，如郑天挺。因此，“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形势。”从这种形势观出发，这帮“史学革命家”决定要借助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实行如下的“革命”策略和“反攻”步骤。戚本禹说：“反面文章还应继续发，发一两个月也不算多。如果发得少，反攻得早，他们就缩回去了。”关锋说：“怎样把反面意见引出来?报纸是否登个读者来信，说：这个问题还不大清楚，姚文元的道理还讲得不大清楚，这是个理论问题，希望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这样，你们(报社)也不会被动，然后让‘放’一下。”“黎澍这些人可以找一找。他们与吴晗观点靠近。对他们说，不一定漏底，争取他们写；他们不写，请他们推荐作者。”关锋还说，批判翦伯赞，同时带出蔡美彪，蔡是范文澜的“代言人”。等到把他们“引”、“带”出来，就“要打歼灭战，不能围而不攻”。
于是，由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和以范老为所长的近代史研究所，就成为“史学革命家”们既定的攻击目标。为了保全与维护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