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
作者：丁伟志
印象。倒是农村工作部的裴润，奉田家英命，就农业生产的破坏与恢复问题，给大家做了个报告，使大家对当前我国农村状况的严重性，大大加深了认识。裴润列举大量数字，证明1960、1961年间，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耕地面积、牲畜、肥料、口粮等项，与1957年相比，甚至与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减少或下降。他据此做出了一个令人怵目惊心的结论：“农业生产力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都下降到1952年以前。1960年农村劳动力，少于1949年。”然后裴润又谈到“恢复问题”，他说，“劳动力恢复的中心是体力的恢复，体力恢复的中心是提高口粮标准。而按每年粮食递增百分之四的速度计算，需要五年才能恢复，但不容易。”“畜力，恢复到1955年(水平)，需要五年；全面恢复，需要九年。”从裴润的报告中，人们看到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当时对我国农村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十分清醒，而且是敢于面对事实的。田家英安排裴润给调查组做这样一个报告，显然也是向大家传达了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的估计。而像我们这样数年来一直在农村生活和劳动的人来说，自然也都觉得裴润的估计符合农村的现实。大家在正式出发调查之前有此认识，当然都大大增强了严肃而沉重的使命感。
等来等去，等到了3月22日上午，田家英突然通知调查组全体人员：今天一律不要外出，下午有重要活动，衣冠也要弄得整洁一些。下午三时许，一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了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进得楼后，发现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已站在会议室门内侧，并和大家一一握手。当时陪同参加会见的还有王任重、谢富治。等大家肃然落座后，毛泽东拿出田家英他们准备好的一份名单，逐一点名。叫到谁，谁就站起来，他看看，有时候还开上一两句玩笑，然后再往下点。记得点到柴沫(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点到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土堂(已于1996年病故)时，他说，历史上向来就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赤壁之战的时候，周瑜三十四岁，鲁肃三十七岁，诸葛亮才二十八岁，可是他们打败了五十四岁的曹操。点完了名，又开玩笑道：“知识分子成堆么!”接着，他便讲起农村调查的事。他说自己对农业还熟悉，工业就不熟悉了，不如陈云同志。他提醒大家下去，只能带上马列主义，不能带着框框；要依靠当地干部，要不连话都听不懂。“湘乡的话，更不好懂，我们家乡都说湘乡人讲话像牛吼。”他还嘱咐大家，要适当和老乡一起做些轻微劳动，这样老乡才会把你看成自家人，和你说心里话。毛泽东情绪很好，谈笑风生。话说完了，还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可是谁也没敢提一个问题。事后田家英还把大家埋怨了一通：你们怎么就不说话?老人家情绪那么好，提个问题不就可以多谈一会吗!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我们冷场而扫兴，会见完毕，还到别墅门外跟大家一起照了张像。调查组成员每人。都得到一张，留作纪念。“文革”时，我把这张像片藏在有林彪“四个伟大”题词的毛主席标准像镜框背后，高高挂起，居然逃过了被造反派抄走的厄运。
大概是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二或者第三天，调查组便带着被接见后的兴奋，奔赴长沙。在省委第一招待所里住了两三天，省委书记王元春给大家介绍了省里当前情况，又从省里抽调了几个干部参加调查，帮助我们工作。这几天，田家英兴致极好，和大家不断地开玩笑，有时候还咬耳朵发上两句牢骚。记得参观了湖南省新建成的宾馆大楼以后，他就躲开省里的人，悄悄在我们面前撇嘴说：也不看看老百姓住的是什么样子!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会享受了!这样尖锐的话，当时大半只有田家英敢说，我们只能意会，心里同情，谁也不敢接碴儿。
遭遇“分田到户”的风波
3月底调查组全体到达韶山。韶山的春意正浓，满山的映山红灿若流霞，农舍掩映在竹丛杉林间。大家交口称赞之际，又禁不住流露出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我们既为此地山林受到了特殊保护而庆幸，却又无法不由此联想到几年来神州大地那些数不清的一座座被剃了光头的山丘而愤懑!有的同志说，有些山头，本来土层就薄，现今把树一砍，土冲走了，石头裸露，看来要等几亿年后，石头风化成土，再种树了!
在韶山短暂观摩后，调查组兵分三路展开工作。韶山大队，以柴沫、裴润为正副组长；大坪大队(属湘乡，即唐家坨所在的大队)，以高禹、萧风为正副组长；碳子冲大队(属宁乡)，以王录、张凛为正副组长。田家英住在韶山，领导整个调查。我被分在大坪一组。省委、地委和县委也都派了少数干部参加调查。事实证明，当地同志参加，对于调查大有好处，他们情况熟、语言通，使得调查工作得以较快地进入轨道。只是他们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不像我们这些北京去的，常常乱发议论，口出狂言。
初到大坪，正是油茶花开，春耕忙时，农民的生活虽仍清贫，但一日已能凑合着吃上三餐，可以下田劳动。所以，给我们的初步印象是，这里比许多“重灾区”好得多，显出一派平静安定的田园风光。可是，调查工作正式开始之后，却让我们这些“北京下来的”，受到了意想不到的震动。事先，在农民中已经哄传，这回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于是他们不单觉得信得过，而且还觉得和这些人说说真心话，能够捅到中央去，能够管用。这种纯真的信任感和过分的期望值，使得这些和善、质朴甚至有些木讷的老乡们，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不论是在调查会上，还是在田头农舍，他们开始用本来就激越高亢的湘音，倾诉起他们的苦恼与愿望。他们对几年来所受的饥寒的倾诉是很动情的，有时甚至声泪俱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走南闯北的人，听来却觉得大坪情况还不算出格的差，可算是上中等了。后来，萧风和我们三四个人，在湘乡县内转过两天，看过几个较好的大队，也看过几个很困难的大队，验证了我们对大坪状况的判断是不错的。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大坪社员们向调查组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农民们“分田到户”的呼声，成了我们湖南调查一行突然遭遇的强烈的龙卷风。
“分田到户”，是当地农民使用的并不确切的口语，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关于土地权的分割和变化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化土地公有为土地私有。事实上湖南农民当时所提出的“分田到户”，无非就是安徽等地已经试行过的“包产到户”的同义语罢了。农民们普遍认为，现今贯彻的《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说到底，农民已经看明白公社化以来建立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体制，是违背当前农村的实际、违背农民的意愿的。他们认为，恢复农村经济的有效办法，只能是以户为单位分别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的生产。他们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