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
作者：丁伟志
认定只要准许“分田到户”，完全有把握把生产和生活搞上去，于国家于农民，必定两利。老乡们苦口婆心，言之凿凿；调查组的成员们则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正在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田家英来到大坪。大坪的情况，他还不知道，一下听到这样强烈的“分田到户”的要求，也不免感到突如其来，不好表态，只好叮嘱调查组的同志们注意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4月6日，他再次来到大坪。所以这么快又来，大约是得知调查的三个点，虽然都有“分田到户”的要求，但以大坪为最强烈，要来进一步听听情况。不过，这回他还是只听不说，到唐家坨看望了老人们，然后布置我们写一份《大坪大队基本情况》，另写一份《唐家坨情况》，就又回了韶山。前一份报告的起草，落到了我的头上，完成这项任务可成了一大难题。因为此时，调查组内部已经围绕着如何看待“分田到户”一事发生了激烈争论。虽然马上就以明朗的态度表示积极支持或坚决反对的，一时都还是少数，不过两不相下，争论渐趋激烈，并有上纲上线之势。报告如何写呢?高禹和我商量的意见是，在报告中既要如实反映情况，又不要对是否实行“分田到户”表示态度。报告大致是按这样的路数写的，但是面对农民如此强烈的要求，也无法把我们的情绪完全掩盖起来。于是，这份汇报一般概况的报告里，也不免处处流露出我们同情农民的倾向性。例如，报告中概述了几年来生产破坏的情况和农民恢复生产、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之后，就以相当充分的篇幅，如实地描述了大坪大队社员、干部、群众、党员、老年、青年、劳动力强的户、劳动力弱的户都要求“分田到户”的状况，并且毫不回避地说明这的确是当地农民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报告中写道，目前此处群众的情绪已如箭在弦上，用农民的话来说，已是“政府一松口，就会一声喊”。报告反映了农民提出要求“分田到户”的理由，说他们普遍认为，只要允许这样做，“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因此，“分田对社员对政府都有好处”。据此，报告对这种“分田到户”要求的性质做了简略的分析，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所以它“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我们当时之所以敢如此写，并且自以为稳妥，无非一是觉得如实反映了民情(我们路过长沙时，田家英带领我们看过一场湘剧《谢瑶环》，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认真体察民情”的信念确实深深印在了我们这些调查人员的头脑里，总也忘不掉)；二是我们对中央充满信任，我们知道报告经田家英同意，签发付印后，将直送毛、刘两位主席。以中央领导之高明，自会体谅民心，做出正确的决策。何况我们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农民的呼声，并没有就如何决策的事提出任何建议，一切听从中央定夺。
我奉高禹的指派，把这份我们自认为十分稳妥的报告，以及《唐家坨情况》，到韶山送交田家英。大坪与韶山分属两县，实际上仅是一道山梁之隔。从大坪步行出发，走段山路，穿过滴水洞，大约三小时许即可到达韶山冲。这条路也就是毛泽东少年时常走的小道。1962年，滴水洞别墅已经修成，游泳池也蓄了满池碧水，不过毛泽东还没来住过。1959年他回韶山时，这里还没有建设。我只身走这条山路，一路上没碰到一个人，鸟鸣林静，可不像后来的喧闹不堪。那时的滴水洞，有警卫，不许一般行人穿过，我们调查组的人，则特准放行。到得韶山，见到田家英，交了报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田家英告诉我，报告可以，已送长沙排印报中央(韶山、碳子冲两地也都先后写出调查报告，基调和大坪的报告大同小异)。田家英对于大坪调查组就“分田到户”问题展开的争论发生了兴趣，决定亲自到大坪看看，于是让我带路，还有一位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同行，沿我走过的来路直奔大坪。田家英这时正四十岁，身心俱佳，这点路简直不在话下。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歇也没歇一歇，一口气就走到了大坪大队。
田家英在大坪分别召开了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调查组全体会。在调查组的会上，他说，“分田到户”，也就是“包产到户”，在安徽一些地区已经做了，现在正在设法纠正。该不该实行?这可是件大事。唐家坨几位老人家在那里私下议论，被调查组一位同志听见了。他们说得很有趣：“这事(指“分田到户”)，急不得。田秘书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也不能自己说了算，还得找少奇、朱老总、周总理他们开个会，商量商量，才好定怎么办。所以急不得。”田家英说，老乡们真是很懂得我们党办事的程序，也很明白他们提出的这一要求实在是件大事。这确实是件大事。我是最喜欢发议论的，可是这个“分田到户”的问题，我可不能随便说什么了。他对调查组的同志们说，你们在内部怎么争论都行，到外面去，可不许乱说，不能随便向社员们许愿。田家英做了如此谨慎的表态，可是仍然掩饰不住他对几年来生产遭受破坏的愤懑和对农民生活贫困的深切同情。给人印象极深的是，他向调查组的同志们说，考茨基的《论土地问题)很好，值得一读。又说，列宁讲过：“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我们深深感到田家英是和我们心气相通的，民间的疾苦在他的心上是很重的砝码。我们信任他，寄希望于他，觉得他有办法也有胆量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中央。
遵照田家英的嘱托，我们在大坪又做了一些面上的调查，然后由我执笔集中大家意见，写出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七大矛盾》的报告，比较集中地分析了当时认识到的农业体制下生产、分配、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5月底，我们结束了大坪的调查，三个调查组的人员奉命全部到韶山集合。这时田家英不在韶山，他带着逄先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去了。调查组的事，暂由柴沫主持。田家英特请梅行专程到韶山，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梅行讲到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说“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尤为引入注意的是，梅行说到，中央设想“重灾区，‘包产到户’暂时不纠”。这一来，惹得当时在场的地方干部，会下纷纷向我们打听：“重灾区，按什么标准划定?”我们调查组的许多人也都敏感到，这一条是田家英让梅行传达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
对无为县实行和纠正“包产到户”的调查
听过梅行传达后，柴沫找到裴润、罗贞治和我，说田家英托梅行捎来口信，要我们三人去安徽无为考察一下“包产到户”的状况。田家英说，那里“包产到户”实行得很普遍，现正在逐步纠正；但是大部分还没有改过来。你们去看看情况究竟怎么样。
田家英选我们三人是有考虑的。裴、罗二位，长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对邓子恢支持安徽“包产到户”的意见，了解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