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跟随田家英调查“包产到户”
作者：丁伟志
1973年国庆节过后，我正式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到上班。人事部门当即发给一份条目详尽的表册，让我填写。在过了八年之后，重新分配工作，自然对组织叫做的事无不恭谨如命。不过，那表上有一项是让填出本人的“师承”，这可把我难住。我想所谓“师承”，是指受业的导师，如同室的蔡美彪可填写罗常培，李瑚可填写陈垣；我想不出自己该填上哪一位，于是只好把此项空着不填。
过了若干年之后，有次整理旧日信札笔记，突然发现其中竟夹有“文革”初期造反派为我写的一份“定案材料”；这材料怎么会落在我的手里，已经全然说不清了，可是它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我原来也是有所“师承”的。那材料上开篇就赫然写着，丁某人，是胡绳的“得意门生”、田家英的“得力干将”；当然，胡、田二位的名字前边都冠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类的头衔。这样定的“罪名”，虽然“得意”“得力”均过甚其词，但是大致还都有事实依据，算不得诬枉。胡绳同志不但指导过我如何做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而且我在建国初期还正经地上过他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课，确实是他的一名老学生。至于田家英同志，从五十年代起，他和胡绳同志一起，当过我十年的顶头上司；不过事后回想，当年他和我的关系，并不像帅与将或官与兵，反而像是师生。这当然是由于他从来在我们年轻人面前没有首长或官员的架子，我在他的面前也就从来没有感觉拘谨，不觉得要谨言慎行，更不觉得有必要察颜观色。有鉴于此，我觉得他也是我青年时受业的老师。于是我想，以后如果再碰上要求填写“师承”关系时，我就干脆厚着脸皮写上：胡绳、田家英。1996年，朋友介绍一家出版社出我一本论文集(不知什么缘故至今还没印出来)，并遵照编者要求，在文集结尾处写了一篇本人从学的经历。我在这篇自述学历中，写过胡绳同志对我的指导之后，又写了以下一段话：
如果说胡绳同志是我研究学术、研究理论的引路人，那么应当说，田家英同志则是我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的引路人。我在田家英同志指导下，起草了许多调查报告，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但是我至今认为，截止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在理论和学术领域里较可自傲的作品，恰恰就是这些《调查报告》；遗憾的是，这些报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已经片纸不存。不过当年参加农村调查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我认识到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农村问题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一度有过献身农村问题研究的想法。
认识田家英，是在1955年，可是此后五六年间，因为他不分管我所在的研究组的业务，所以工作上的接触并不多。1959年，机关中反右倾运动热火朝天，我被定作批判的重点，可奇怪的是，从始至终的几个月里，从没看到过田家英的踪影。后来才知道那也正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受了批评，日子开始不大好过的时候。他领导浙江调查时，我正在房山劳动改造，没赶上。1961年秋后，“改造”告一段落，我回到原单位工作，正好赶上田家英奉命组织一次去山西的调查。调查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六十条》中提出然而没有明确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放在生产队的问题，另一个是工业生产的情况。调查工业的，去了煤矿。调查“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自然是下乡。
去农村的调查组，由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十来个干部组成，组长高禹、副组长裴润，我也被分在这个组。调查的地点是由山西省委帮助选定的，即晋东南地区潞城县的魏家庄公社；它是山西省互助合作运动以来生产一向不错的先进单位。调查大约进行了半个月，田家英也带着逄先知赶来，和大家一起研究了调查的结果，我奉命执笔起草了魏家庄调查报告。后来回到长治，大家又分头到其他几个县不同类型的公社里做过短期调查。这次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干群间、上下间，意见大体一致，总之是认为按现时农村情况，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定在生产队为好，这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各生产队的积极性。个别集体积累已形成规模且收益较好的的大队，只要群众自愿，自可仍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次调查，反映的是当时农村的实际需求，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但总算是克服农村体制上的“共产风”的一个进步。这一意见，为毛泽东所赞同，并责成田家英负责写成正式文件，提交给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这次颇为平淡的“山西调查”，对于参加调查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初次跟随田家英学着做调查的人来说，却受到了不小的教益。印象最深的，大致是两条：一是要反映真实情况，实话实说，绝不说假话；另一条是，在调查组内，可以畅所欲言，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什么人的意见都可以驳，即使是田家英的意见也同样可以和他争个脸红耳赤。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在田家英这样的大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嬉笑打闹，放言无忌，争论不歇，惹得当地的干部大为惊奇，老是偷偷问我们：你们的胆子怎么这么大?
坚定的求是态度，充分的自由讨论，这大概可以算是田家英领导的一系列农村调查能够取得重大成绩的两大法宝。
奉毛泽东命赴湖南调查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在多难的中国大地上吹起了一阵温暖的春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初步清理与初步纠正，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探讨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1962年2月底，毛泽东决定由田家英再率调查组，到湖南他的家乡一带调查《六十条》下达后的农村状况。田家英从杭州赶回北京，立即在红旗杂志社会议室召开调查组全体会议，宣布这次调查的意图和选定的地点(即湖南省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碳子冲，亦即毛泽东的家乡、毛泽东的外祖家乡、刘少奇的家乡)。田家英说，少奇同志要我告诉大家，湖南春寒，要多带些衣服。到了那里，也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带下乡去。
调查组由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参加，共17人，计：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办公厅的金石。加上田家英和逄先知，就组成了一个19人的大调查组。
3月初，田家英率领我们南下，直达武汉，住进东湖边的翠柳村。在这个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的地方，一住就是十来天，无所事事，却又不见布署下一步行动的动静。大家都像丈二和尚，却也不去打听，乐得逍闲，逛逛东湖，看看杂书。请王任重讲过一次湖北情况，但讲的过于平稳，没给大家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