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作者：龚育之
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简报。
总理主持决策
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据《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我记得，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
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
科学界的几位领导人表示赞同。
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光远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这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一九五六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一九六二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到，但是，指出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者联盟的范围，重提六年前知识分子会议的“初步估计”，强调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
陈毅画龙点睛
对于周恩来的讲话，会上反应热烈，大家极其拥护，又感到还有意犹未尽、话犹未透的地方。经过同周恩来商量，陈毅三月五日在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三月六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在三月六日的会议上，陈毅说：
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周恩来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准备即将提交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这个报告中明确肯定：
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七十年》的评论和胡乔木的修改
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写到广州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一九五一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胡乔木在审定书稿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亲笔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的确，一九六二年九月“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有同志提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问题。毛泽东已经表示了他对此并不以为然的意见。不过，他没有多谈，会上也没有多讨论。会议公报中，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加上“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重戴“资产阶级”之帽，相关的文字是：“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
文教书记会议上的争论
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的一方仍然赞成广州会议上的意见。
争论另一方的意见，以十月二十二日陆定一的讲话为代表。这篇讲话认为：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O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