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作者：龚育之
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这段话，是根据我保存下来的个人笔记摘录的。其中所说“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指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宣教动态》上刊载、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的材料。“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指一九六O年三月教育部门的一个文件，其中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属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属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右派更不能提升。界限划在“中中”的中间，中右被划到敌人一边去了。
这场党内争论，惊动了中央。
中央书记处的“正式结论”
据薄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介绍，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上的不同意见。
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他还引用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中讲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论据，说“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邓小平表示支持，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邓小平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下传。”
虽然有了这个正式决定，争论在会上不再进行了，但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
《知识分子问题提纲》
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陆定一立即着手，由中宣部准备一个文件，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起草工作，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陆定一、各位副部长和一些处长都发表了意见，交给童大林主持，我和龙卧流(他已逝去多年了，呜呼！)参加。
陆定一亲自执笔为这个提纲写了第一部分，讲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的思想。文化革命，给了一个定义：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后面的部分，讲知识分子问题，按陆定一的意见，从政治上分析，强调团结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从阶级上分析，还是按世界观划分，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的总的思路是：民主革命时期，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分裂出去，还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到中右)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左派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右是有时对党对社会主义也持反对立场，但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变成反对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裂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这是原则的错误。现状的估计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
这是理论的框架。
在当前工作和具体政策上，则是接续《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几个条例纠“左”的努力，并且力求把几个条例中的政策规定加以总结和系统化，制定了对待“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七条具体政策：
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
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政治上“无害”的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
三、在业务上，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
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
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评论和制定；
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
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待遇。
另外，还规定了实行学位制度、制定奖励办法、定期提升职称等鼓励业务积极性的措施。
作为“三三制”的一个示范的例子，陆定一亲自安排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人选。增加了四名副校长，文科两位：翦伯赞，魏建功；理科两位：王竹溪，傅鹰。翦一直是著名的左派，傅一直是中右的标兵。
在起草和讨论这个提纲的过程中，在具体政策上，意见大都一致，但是在理论框架上，意见还是难以统一。不少同志对于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还是表示难以同意；对于知识分子“非无即资”的划分，也表示难以同意。有些同志主张，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称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也有同志主张，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作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难以统一，文件也就搁置起来，没有搞成，没有提到中央讨论。
后话和后话的后话
而形势的发展，也不需要这样一个文件来统一认识了。很快，阶级斗争为纲的弦越绷越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学术文化领域各种过火批判的日益加紧，教育学术文化领域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保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刀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当作保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阎王殿”给砸烂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定一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这样一段自我批评：
“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人把我国知识分子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周总理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听党的话，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当然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改造世界观。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在另一篇文章中，陆定一又说：
“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两篇文章，见《陆定一文集》第697－698页，780－781页。陆定一的这种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是全党的经验和财富。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改定于万寿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