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作者:龚育之




  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到位,即所谓画龙而未点睛。就是说,还没有触及重新确认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根本的政策和理论问题。
  其实,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篇报告的特点,就是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实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在报告中,周恩来代表中央,以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两点为根据,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全新的结论。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大家知道,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八大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但是,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一方面确认“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
  当时,我们读到报告,对于没有确认知识分子会议的新结论,是敏感的。于光远是八大代表,我们问他,他说,他也提过,也不理解。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问到胡乔木,他是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起草者,又是八大报告的起草者,可惜他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他只是记得,就在知识分子会议时已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后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里,就没有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我去查了这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这个指示,果然如此。但是,指示中还是明确宣布“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同周恩来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报告也没有重申这个指示中的新结论!
  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解释过,世界观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分,难道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二元论的吗?
  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更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并且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高度,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个论断,应该说,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和总结。
  
  广州会议之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叫《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毋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这个材料很能说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人资产阶级的范围,看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造成了怎样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后果。这种情况必须要纠正。《宣教动态》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科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个批示,本来应该成为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可惜有两点:一是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初步纠“左”的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的错误打断了;二是从实践行动上指出需要“端正方向”,争取知识分子,而对于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范围这个理论根源,却还没有触动。
  一九六一年《科学十四条》针对“左”的错误的实际后果,对知识分子政策做了调整,可以说是接续由毛泽东批示启动的、后来被打断了的纠“左”的努力。中央批语中用了“端正方向”等语言,显然是以毛泽东那个批示为根据、从毛泽东那个批示中引来的。同时,也同那个批示一样,在回到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结论上去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没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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