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续完）
作者：朱乔森
儿理想……包孕着笼罩着整个现实的理想”——那便是“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
父亲说出了抗战前许多爱国者心中的苦闷：确实，频繁的内战使中国四分五裂，一届届政府不维护中国的却维护外国的利益，使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国家究竟在哪里?父亲在总结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后，要求一个“咱们的中国”，也就是一个大众的、人民的中国。是的，在抗战中，他进一步认识了时代，发现了“大众的力量的强大”，因而使自己的作品采取了更严肃的态度，并开始自觉地“面向大众，诉诸大众”。他前进了!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为了欺骗社会舆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曾经对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实行笼络政策，几次请父亲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去做官，国民党在昆明、成都的某些“要人”也几次对他表示特殊“关怀”，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宁肯继续过一个穷教授的生活!他在逐渐分清大是大非和逐渐认清中国的未来。1945年暑假，他从昆明回到成都时曾对母亲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这不是容易的简单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青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
从抗战到逝世，是他身体最坏的时期，但却是他无论在教学工作上、学术研究上，还是文学创作上，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教学方面，他开了“宋诗”、“李贺诗”、“谢灵运诗”、“文辞研究”、“中国文学史”等许多门新课。仅从《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所征引的典籍的广泛性，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些年他下了多么大、多么深的功夫!学术和文学方面，连同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三本，他一共出了十本书，另外还写了七八十篇文章。他的《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书，都是深具功力的。《经典常谈》高度概括而又比较系统地向一般读者介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它力求通俗化，又力求采择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因而今天还受到许多青年和中学语文老师的欢迎。特别是对于诗，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新诗，他的研究都系统化了。他对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赋比兴等所作出的新的正确解释和关于新诗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散文创作方面，则着重加强了说理，以适应抗战的时代要求。
反内战 反迫害 反饥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当天深夜传到我们家们的。父亲立即兴奋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但回到家里，他却心情沉重地对母亲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点，老百姓也可以少受些罪。”
他的这点希望，很快就被美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现实打碎了。几个月后，国民党军警特务就在昆明惨杀了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父亲“悲愤不已”，“肃穆静坐二小时余”，并亲往西南联大图书馆灵堂，向死难的四烈士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敬意。
1946年6月，父亲最后一次到成都，准备举家迁回北平。是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新的全国内战因而爆发。7月中旬，又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父亲和闻一多虽然说不上是挚友，但这位爱国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的死，特别使他悲愤和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李公朴街头遇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这是什么世道!”他接连写了两篇悼念文章，指出“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可是“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尸最后这句话，一再被父亲写进他的文章，说明他已下定了同反动的法西斯统治作斗争的决心。
他已经十多年不写新诗了，这次，强烈的愤慨使他又拿起笔来写了一首。诗中歌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照见了魔鬼”的火；相信在这火的“遗烬里”，必将“爆出个新中国!”
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事先就传闻特务要捣乱会场，许多人不敢参加了。父亲毅然出席大会作报告，介绍闻先生的生平业绩，正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这个悲愤而又真挚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全场多次鼓掌，许多人都被感动得落泪了。
1946年10月间，父亲带领我们一家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因为清华园正在修葺，临时住北大四院。利用这个机会，他带笔者步行到天安门一带观览，不想却看到美军大卡车在三座门附近撞死一名中国妇女后扬长而去。联想到前不久在重庆，也是他带着笔者，看到美军吉普车一下子撞死撞伤了四五个中国人，司机还满不在乎地跷着二郎腿在抽烟……他逛天安门的兴致全被打消了，往回走的一路上，都沉闷不语。没过两三天，又看到警察“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父亲愤怒地上前跟警察讲理，高声说：“他们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回来的路上，他非常激动地对母亲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受尽苦头吗?现在胜利了，为了生活抢生意，凭什么该挨打?真可恶!”他深切地感到：他爱着的“北平是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加上被群众称之为“劫搜”的国民党大小官吏的“接收”和军警宪特的横行，普通老百姓确实苦不堪言。父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能平静。他大声地喊出：“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他热烈地为人民“起来行动”辩护，深信“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他的心同在压迫下挣扎和反抗着的人民进一步连在一起了。
父亲一回到清华园，就抓《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和出版，把这看作是对亡友的纪念和对法西斯的抗议。1946年11月，以他为召集人的“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组成。此后一年间，他收集遗文，编辑校订，拟定目录，花费了许多精力，并亲自为编定的《闻一多全集》写了序和编后记。在他的主持下，整个清华中文系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正如吴晗先生所说：“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全集终于在：1948年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出版，他可以告慰亡友于地下了。
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在北平一下子逮捕了两千多人。父亲痛恨这种大规模迫害人民的暴行，签名于“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由于公开发表时，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宣言在当时的报纸上曾被称作“朱自清等十三教授宣言”。这立刻招来了反动舆论对他的围剿。国民党发动各家反动报纸拼命地诽谤、攻击他和其他签名的教授，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到我们家寻衅。然而，父亲没有退却。他在反动派面前坚定地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