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我的父亲朱自清（续完）

作者：朱乔森

　　国民党多年的黑暗统治，使他毅然决然地同当时的学生运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站在一起了。从1947年到他逝世这一年半时间，他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多次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一书自序中所说，都是在朝着“近于人民的立场”这个方向说话的。父亲主张使新的民主尺度成为文学的新标准；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指出抗战胜利后，文学紧缩了那严肃的尺度而强调人民性，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并高度评价了解放区作家和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这种新的文艺方向。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使读者更会躲向那些黄色、粉红色的书刊里去。在《论标语口号》一文里，他颂扬了革命的标语口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要避免落套子、公式化；那些装点门面、口是心非的标语口号，“终于是不会有人去看去听的，看了听了也只是讨厌。古人说：‘修辞立其诚’。标语口号要发挥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他真诚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但不说过头话，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长，积极提出有益的建议。他的散文中所讲的上面这些道理，至今读起来还感到非常亲切。
　　在《论气节》这篇文章里，父亲还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青年知识分子用正义的斗争行动代替消极的“气节”这种“新的做人的尺度”。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他说到做到，不但继续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宣言上签名，有时还亲自去征集签名；并且还主动为清华的教授们起草了反饥饿反迫害、罢教一天的宣言。
　　
　　人格的升华
　　
　　父亲的晚年，可说是完成了自己灵魂的净化。李广田先生说他有“最完整的人格”，他的同事和学生也说他有“完美的人格”，并且还出版了两本同名的集子。在父亲晚年同他相处较多的李广田，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他何以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第一，他“是一个有至情的人”。他对同事，对朋友，尤其是对晚辈，对青年人，都是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都是处处在为对方打算。“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第二，他“是一个最爱真理的人”。凡是认识他的，跟他同过事的，都承认他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第三，他“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说是有幽默感亦未尝不可，但他从不为幽默而幽默。“他的风趣之可爱可贵，正因为他的有至情，爱真理，严肃而认真。”
　　晚年的父亲，在我们子女的感觉中，的确是“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他尊重我们的政治选择，从不干涉。他要求我们为他做任何事时都要说“请”，说“谢谢”。这不是一般的礼貌，而是源于更深刻的对我们人格的尊重和关心。特别使我们感到他人格的纯净的，是在公私关系上。他当时的收入虽远远不敷支出，身体也已衰弱不堪，却从不占公家一分便宜，包括李先生所说的一张信纸、一个信封。对我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一次学校在我家门前倒了一堆黄土，六岁的妹妹要拿些来玩，父亲也不许，说“这是公家的”。抗战胜利后初返清华园，我们从日本人扔的破烂儿里拾回一张破桌子，父亲竟少有地大发雷霆，说这是公家的，让立刻送回去。他处处想着的，都是“公家”，都是别人，都是人民大众。父亲所留下的这种正气，确乎是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
　　父亲晚年人格的纯净，还表现在他勇敢地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新时代学习。他向自己的学生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各种革命读物来看，甚至向当时还是中学生的笔者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小册子来看，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本小册子观点鲜明，给人以清新的思想。”他从不故作高深，鄙薄这些通俗的革命读物，既然认识到向新时代学习的必要，就认认真真地学起来。他和进步同学谈话，是那样认真地倾听，像是个在虚心求教的小学生。他的进步和他的治学同样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绝不做虚有其表的事情，也没有当时某些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浮夸气。
　　当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一辈子不苟言笑而又身患重病的父亲，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学起扭秧歌来了。有人曾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对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来说，是可笑的，无法理解的。而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日趋疯狂的情况下，像他那样的人参加这种文艺活动，也确有再次成为被攻击对象的危险。然而，在1948年中文系的元旦晚会上，父亲却又一次兴奋地和大家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使许多师生为之感动，并留下了亲切的记忆。
　　他的人格的净化和升华，也表现在他的散文风格上。在《标准与尺度》一书的自序中，父亲说：“复员以后，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他感到人民需要他写，需要他这支笔为他们服务，需要他为新时代的来临多作些催生的呐喊。他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仅更加精炼、明达，而且在先前已经转向说理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群众斗争的需要，把道理讲得更加通俗、明白、透彻了。他用历史的方法来说理，仍旧是那么诚恳谦虚、平易质朴，使人们在作者的亲切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新时代的精神，不感到有半点说教气。这说明他的散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更加成熟了。
　　1948年，父亲快五十岁了。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身体被疾病连连折磨得更加痛楚不堪，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更年轻了。他把近人改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而成的一副联语，亲笔抄在一张宣纸上，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来表明自己的心境，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人格和心灵的净化，使他撇开了一切个人的烦恼和痛苦，而乐观地期待着一个新的“咱们的中国”的出现!
　　
　　“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48年春天，蒋介石要召开所谓“国民大会”时，清华竟有个别教授积极“竞选”所谓“国大代表”，跑来要父亲投他一票。父亲断然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人的我也不投!”表现了对国民党伪“国大”的极大蔑视。在这前后，父亲还拒绝了一些老朋友要他参加一个中间路线刊物——《新路》的邀请。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向上爬，做人民头上统治者的帮闲、帮凶；一条是向下去，同人民在一起争取解放。“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1948年6月18日，父亲签名于《抗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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