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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朱自清（续完）
作者：朱乔森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6日，三万多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游行队伍同军警的大刀、水龙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这天，父亲本是受命去劝阻学生的，却毅然跟学生们一道，参加了游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虽然很担心他们流血，但仍真诚地支持了他们。不久，国民党军警特务到清华进行搜捕，六名同学(其中有韦君宜)一整天躲在我们家中。父亲无论是抗战前或抗战后，曾多次在家中掩护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
国土的沦丧，强敌的深入，使父亲不能再沉默。他这时写了多首爱国歌词来鼓舞青年，也一舒久久压抑在自己胸中的块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十天后，北平沦陷。父亲在散文《北平沦陷那一天》中写道：“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
这年9月，父亲秘密只身南下，辗转千里来到长沙。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合并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父亲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并担任为学生解决经济困难的贷金委员会召集人。次年2月，临大又不得不迁往昆明。途中，拖拽船只上水的纤夫们那悲恸的呼喊，使他深受感动，成诗数首，表达了对劳动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例如：
龟行蜗步百丈长，蒲伏压篙黄头郎。
上滩哀响动山谷，不是猿声也断肠！
4月初，临大改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兼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随即跟联大文法学院一道迁往蒙自。在那里，同从北平赶来的母亲及我们几个孩子会合，不久，又迁返昆明。
10月，广州、武汉继上海、南京等城市之后失守，国内外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论调，一时又起。父亲却与这些人不同。他虽然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且越来越困苦，精神却极为兴奋，因为中国毕竟抗战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歌颂人民的觉醒：
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
正是从人民的奋起中，他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1944年又写了《新中国在望中》，认为中国必将从民主化、工业化中新生。
一切为了抗战
但是，国民党的统治却越来越腐败，以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民不聊生。父亲上有垂老的双亲，下有七八个子女，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1939年11月，他不得不辞去联大中文系主任等行政职务而专任教授。次年，为生活所迫，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迁往物价相对便宜些的成都。父亲也在这年到成都休假。一家人住在从一所尼庵租来的三间茅屋内，房顶是稻草，墙是泥糊的竹篱笆，地上连一层砖都没铺。这潮湿之极的环境，加上营养的缺乏(食米还要经常靠亲友接济)，使我们几个孩子都连续得了重病。这就是父亲在《近怀示圣陶》一诗中所说的：
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距躟孰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莱圆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米炊，万念日傍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如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盬!……死生等蝼蚁，草木同朽腐……
这首风格近于杜诗的长诗，也同杜诗一样写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难，同时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反动统治下的苦难。
1941年，父亲一个人回到昆明，第二年就赶上了一个最寒冷的冬天，他穷得连御寒的棉衣也添置不起，只好在集市上买了一件赶马人用的披风，披着它从乡下步行约二十里进城上课。加之营养不良，他的胃病愈发严重，几乎每两三天甚至一两天就发作一次，给他带来极大痛苦。他的身体不仅日渐憔悴，简直被折磨得形销骨立，头发像铺了一层霜。四十出头的他，已经像个老人了!
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痛苦。他认为抗战第一；为了抗战，个人和家庭总是要作出些牺牲的。在上面那首长诗中，他还写道：“健儿死国事，头颅掷不数。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蝼蚁自贪生，亦知爱吾土。”“天不亡中国，微忱寄千橹”!橹，大盾牌，在这里比喻千千万万的抗战将士。为了他们，为了“吾土”，谦称“竖儒”的他，是愿为中国的弦诵不绝而受苦的。
然而，事实在教育着他，他那高度的正义感也促使他认清现实的真相。1941年天旱，米价又大涨，成都农村的大批贫苦人民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得不一群群地起来“吃大户”，抢米仓。国民党以“共产党煽动”的罪名，残酷地镇压了这次人民的自发行动。父亲目睹了这幅饥民求食图，受到强烈的震动。他后来写的《论吃饭》这篇文章，就在字里行间对贫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父亲这个时期的散文，不但在艺术风格上继续发扬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内容上，在反映时代上，较之过去更前进了一步。如他在《语文影及其他》一书自序中所讲的：“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的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哪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
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的爱国理想，经过反复的思考，1943年他这样写道：“理想上虽然完美，事实上不免破烂；所以作者彷徨自问，怎样爱它呢?真的，国民革命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以来，我们都在这般彷徨自问着——我们终于抗战了!”这是说闻一多先生的，也是在说他自己。他认为抗战既“是坚贞的现实，也是美丽的理想。我们在抗战，同时我们在建国：这便是理想。理想是事实之母；抗战的种子便孕育在这个理想的胞胎中。”因为“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了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中国是自己的。……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但是父亲说，他想借用美国的一句话：“我的国呵，对也罢，不对也罢……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他又说：“要‘抱得紧’，得整个儿抱住；这就得有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