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
作者：牟志京
读起，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便跑回住宅，痛哭之余又想起回去读，便勉强抑制眼泪，赶回现场。不想此回才读几行，便又控制不住。这位读者告诉我们，他就这样不知痛哭着跑回住宅多少回才终于读完了《出身论》。
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突出。
在文革报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多数报纸的销售滞缓，但文革报一直面临着相反的问题。我们在每一期出版之后，仅仅在市场上销出半数，另外半数留下，以飨外地邮购和来访的读者。
我因其他业务关系，很少参加卖报。但有一次随同去卖报，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的手伸过来。我的手向前一伸，便被塞满大把的钞票。拿起报纸一递，便不知被谁扯去，根本说不上找钱。三轮车一空，双手哆嗦不停，方知卖报之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到他卖报时，人们排着队追他的经历。
当时相当多的小报也卷入了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辩论。其中包括《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除《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三家外，其余都对我们持敌对态度。那三家友好报纸，分别由朱大年、刘姜仁和四中同班同学主持，我亦是头两家的客串编辑。此外，李冬民的《兵团战报》还以首都兵团的名义登出了“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文革报创刊之始，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便定期造访。在第三期前后，他们对我传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报纸活动期间，中央首长时常会晤第二代红卫兵，并有会晤记录。陈伯达就曾被直接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递上一份给他，他当时读得入了神，直到别人提醒他，请他回去再读。另一次会晤时，人们再问到他的看法，他就圆滑地回答说：“太长了，没时间看。”
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曾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说他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我本人也曾混入人民大会堂一次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亲身递交了一套文革报。
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在1967年4月13日的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文革报，报纸的出版到此画上了句号。此前除第一期到第六期正刊外，还影印了第一期一万五千份，出特刊约六万份。
遇罗克其人
我在文革报第一期出版时；并不知“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组成，之后到罗文家造访，与罗克首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克与罗文几无相像，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一副圈圈重重的眼镜，扇风耳，严重驼背，可谓其貌不扬。但他的魅力在动态之中。一张口，声音宏亮，语言爽朗，妙趣横生，就连眼睛也能从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犀利的光芒。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之后，他半开玩笑地说了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之后的交谈，顿时使我感到他绝非一般人物，并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
第二期文革报出版后，我和他的交往渐深，他向我说明了他即是《出身论》作者的真相。基于当时的情势，他请我绝对保密。所以我们报纸的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正式地被告知小组的组成。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晰晰可辨。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泥而不染，不落时套，自成一统。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罗克的写作速度亦是惊人。我们当时的出版困难重重，事先不知下一期出版的日期。罗克讲，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便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各期发表的所有长文，便都是这样一夜交稿的。
罗克并不是一个书痴，他的小脑十分敏捷。和我玩一种拍手的游戏，他总能把我的手打得噼啪乱响。下象棋能同时暗对两局。我曾试着捉弄他，声称他所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便坚定地声称我所说不实。
罗克自己住在正房与院墙之间搭成的一个窄窄的小屋中，北京的严冬之日亦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这“冰窖”之中对坐，夜谈至天近拂晓。他的兴趣广泛，他与我交谈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不是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罗克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当我提到自己1966年5月写过批判姚文元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时，他说他是不会在那时发表那样的文章的。他向我出示了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出交稿日期是在1966年初。他自己则在当年3月就已看出此场辩论的政治背景，因而认定从学术上去探讨只能招祸至身。
罗克是一个很机敏的人。1967年夏天在一同去东北的火车上，他曾被一个面露凶气的人间到：“你还认识我吗?”在不知来由的情况下，他给了一个巧妙而最有余地的回答：“我看你面熟。”
蒯大富曾经对我们的报纸人员讲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可惜蒯从未应战。罗克对自己的口才是自信的。
罗克是在不断思索的。他曾与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我与他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之后多年的建筑，还不能与日本短期内在其领土之外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之后，罗克开始了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了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建设性地提出了工资政策的方案。可惜此文当时已无处可载，他被捕之后不知下落。他更进一步地观察了当时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汉是罗文的同学、好友，也是报社里唯一的大学生成员，曾讲过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中国十年之后的体制改革如能有罗克的参与，将不知获益多少。
罗克对毛泽东并非一概否定。罗克作为一个造诣颇高的古体诗人，对毛泽东的诗词造诣由衷钦佩，特别喜欢的是《蝶恋花》一词。他在临被捕之前，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长信，嘱托我在将来形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此信由我屡屡更改藏匿地点，但赴外地插队多年之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罗克的在天之灵。
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我和我的同学王建复。四中语文老师毛宪文向我传授的编辑知识，使我受益匪浅。文革报的各期版面选字大方、美观，毛老师的作用不可抹煞。王建复是一个在“红八月”中大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