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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
作者：牟志京
我卷入了一场风波
在我国，出身与权利的关系在文革前也已十分明显。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马前卒，红卫兵从一出世就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这就是文革前所谓阶级路线的一个逻辑发展。加入第一代红卫兵组织的唯一资格就是家庭出身。在红卫兵组织中地位高低的根据是其老子的地位。这确实是古今中外颇为罕见的。
出于无知或勇气，我在1966年“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同天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辩论会上发言时，遭一群红卫兵对我捶打唾骂，心中颇感滑稽。不久，在四中我们班上，又与同学辩论，我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在学校的处境日渐险恶，终于遭到一位红卫兵打手所率之众的殴打。于是借串连之机，到外地一去二月有余，拜访了江南、西南、西北多处革命胜迹。一路上天天烛下学“毛选”，虔诚之极，还自愿下乡劳动。在从西安步行到延安之后，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不想，此时京城风向已转，第一代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了。通过有周恩来、江青出席的12月16日的工人体育场大会，宣判了反动“对联”的死刑，收缴了老兵们行使“党卫军”权利的牌照，并造成了一个导致造反派或曰第二代红卫兵诞生的真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兵所推动的政治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使老兵中的核心人物变成了走资派的子女，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变成了狗崽子。但是老兵们毫无困难地断然拒绝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并形成了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为代表的一股非同小可的、与造反派对立的威慑力量，活跃于1966年底到1967年初。
《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1966年12月底，我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感油然而生。我在“对联”的辩论中表现的是无私所生的勇气，天真所致的义愤，仅此而已。我所持有的理论武器和血统论一样的原始与空洞。《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升高到一个理论课题去研究，其逻辑之严密，正气之凛然，文风之清新，无一不引入醒目。我当即将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抄下，找到了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文是遇罗克的长弟，一副硕长的身材，带有几分书生气，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讲到扩大宣传途径。我便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总务室借贷500元。然后通过小学的同学朱大年弄到了“三司”宣传部的一张介绍信，闯进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商妥了印刷业务。纸张在那个大字报和宣传品铺天盖地的年头是十分紧张的，在六部口纸张批发部购不到，但由他们介绍到农工民主党中央买到了两令上好的道林纸。所有这些事情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办成，罗文不禁喜出望外。随即由他联系“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送来了一份新的《出身论》手稿，准备以传单形式出版。
我在仔细拜读了新稿之后，感到有诸多不太满意的地方。我特别反感的是，在文章的调子中，一些地方渗透出一股怨气，另一些地方下笔刻薄，两者的结合，就失掉了客观理论的身份，让人情不自禁地猜想作者本人在出身上的恩怨利害。
我虽然对“小组”仍是十分崇拜，却没有妨碍我对《出身论》的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的修改。在理论上我的新意几乎没有，但确实改变了文章的色彩。这一改装对我的重要性，来源于我对自己卷入这场辩论的一个简便或许是片面的认识——我在为一个自己没有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奋斗。
不料罗文见到遭我涂改的《出身论》之后，竟一反我对他温文尔雅的印象，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却又换了个脸，回到四中，并向我道歉，说小组的人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可按我的修改稿付印。
1201厂业务科的金科长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不久，排版完毕，传单大约三页，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理所空的一页，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办报纸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请四中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做技术咨询(他出于对政治的谨慎，拒不参加组织)，请朱大年的三中好友拼凑了毛体的报头，并由我起了一个朴素的报名，打出了“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旗子。第一期由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写了一篇杂文，选用了师大女附中陶洛诵、汪静姗处的一些活动消息，朱大年为首的三中“刺刀见红”的一篇文章。我连夜编排，并撰写了《出身论》的编者按和“司令部”的一篇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文章。天亮之时，我把在四中小院办公室里鼾声大作的罗文唤醒后，只身到1201厂交了稿，又经过校订、签字，《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在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了。
《出身论》与第一期报纸面世之后
遇罗克的大作在文革报上以《出身论》为始点，而非终点。在报纸的第二期到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说“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
文革报创刊的第二天，就在社会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不断。大多数来访者抱着一个简单的目的即索购报纸，但也有相当多的个人以他们的切身经历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反对《出身论》。
反对我们的首先是原来的老兵。北大附中的彭小蒙(他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来砸文革报。我们的联络处的外墙被糊满了侮辱咒骂《出身论》与文革报的大字报。
文革报的出版量每期在三万到六万之间，虽只在北京发行，与当时受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从全国收到的读者来信，迅速达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成了一项庞大的任务。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其惨烈与真诚，往往使我们沧然泪下。
一个贵阳市的青年来信，讲到他在市中心闹市见到人们簇拥在一份长大字报前(那是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的全文《出身论》，洋洋约一万五千字的文章，要多少纸张和功夫！)。他好奇之余，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