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共同舰队”和人民公社
作者：青石
就在台海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使馆陆续得到一些在华专家关于中国进行“大跃进”的报告。其中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包括反对迷信外国，反对物质刺激，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也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众多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远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便如此，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目标也只是要在15年赶上美国，基本达到共产主义。如今，经济上落后得多的中国，反而说苏联“在它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打算自己一步跃过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联方面深感不满。苏联驻华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早在莫斯科得知赫鲁晓夫有15年赶上美国的想法之后，毛泽东就当即表示，中国可以用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还在莫斯科期间，他就审改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时间，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宣称：“在15年内，苏联能够在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美国，在同样的时间内，我们应该在钢铁以及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他强调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随着毛泽东的头脑日渐发热，全党、全国上上下下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一时间“捷报”频传，到处你追我赶，放“卫星”，创“奇迹”，上面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1月底还说“以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3月底就变成“在比15年更短一些的时间内超过英国”了。到了5月18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更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又过了四个月之后，即9月初，毛泽东干脆号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了。
前呼后拥地去了一趟河北的徐水县之后，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竟然被农村干部制造的粮食丰产的假象所欺骗，以为只要组织了人民公社，改变了生产关系，粮食亩产就会不断地“放卫星”，夺高产。他甚至开始为农村粮食吃不完、卖不掉而担心了。对自己多少熟悉一些的农业尚且如此，对自己基本陌生的工业就更加盲目了。他开始公开讲：过去不少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我就不相信。我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在他的力主下，全国钢产量从年初计划的620万吨，增到850万吨，又猛增到1070万吨。他的理论是：我国有6亿多人口，再过十几年就是8亿人口，人多热气高，干劲儿大，一干就赶过英国、美国。不要迷信，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的好，速度比苏联的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应当走到前面去。
中国真的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吗？“大跃进”的狂热和泛滥成灾的浮夸风，这时确实使毛泽东有些飘飘然了。他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进一步讲：苏联已经41年了，还准备搞12年，它已经有5500万吨钢，1亿吨以上的石油，还是那么谨慎，还需要12年准备过渡。看来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毛泽东总结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破除……。但是，他主张：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点面子。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依现在的速度，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地球上天下第一国了。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不难看出，以这样一种心态来看待中苏关系，没有不出岔子的。
1959年1月，苏共举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尤金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不满。
半年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回国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批评搞“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彭德怀的尖锐批评已经让毛泽东大为不悦，恰好又得到苏联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议论纷纷的报告，赫鲁晓夫在波兰讲演时也公开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一切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可能从莫斯科取了什么“经”回来。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本来上庐山是开“神仙会”的，毛泽东也看出“大跃进”当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纠纠“左”。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突然发现“左”不能纠。因为稍有退让就可能导致否定他力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旦逆流涌起，根本否定他所倡导的那条“不断革命”的总路线，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因而大发脾气：无非是想早一点进共产主义，有什么错！
庐山会议因此迅速改变了风向。当年周恩来曾经表示对于赫鲁晓夫过去不敢抵制斯大林的错误难于理解，如今同样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次事关中共党内生活性质的重要转折。许多年以后，邓小平公开讲，自从庐山会议以后，党内生活就变得十分不正常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甚至连被揭发者私下的议论也被端到桌面上来了。根据揭发，彭德怀等犯有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罪行，比如居然敢于议论说毛泽东正在重蹈斯大林晚年覆辙，并扬言再这样搞下去，弄不好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军帮助呢！所有这些揭发，只能更让毛泽东火冒三丈，彭德怀等人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打成了反党分子，从此再难翻身。
庐山发生的这场风波，使毛泽东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一度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反对人民公社的讲演。但随后发生的一切，使他用不着这样做了。
8月27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这时正在极力与美国缓和关系，并准备访美。对于毛泽东刚刚弄出一个台海危机，现在又闹出一个中印冲突，赫鲁晓夫已不胜其烦。在取得了巩固的权力宝座，并且开始按部就班地与美国实现起“和平共处”来的赫鲁晓夫，再也用不着求助于毛泽东了。为了标明自己“和平天使”的形象，他不顾苏联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和中方的异议，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使用了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措辞，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
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为避免任何麻烦，他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下令停止向中国提供早已准备好了的原子弹样品。这也许是赫鲁晓夫早就想做而一直没有适当时机来做的一个决定。它对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中国核工业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曾因苏联在这方面的无私援助，还多少对赫鲁晓夫抱有某种好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刺激尤其沉重。
9月25－27日，苏美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想正在实现。当他兴冲冲地仿佛得了上方宝剑似地从美国直接飞往北京，准备向毛泽东解释他的一整套国际关系新理念，并劝告毛泽东务必按照这套理念行事的时候，双方之间终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争吵。在1959年中国国庆期间的这场争吵中，赫鲁晓夫的缺乏修养和脾气暴躁充分表现出来了。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当事人回忆，还在30日国庆宴会召开前，当毛泽东听说赫鲁晓夫的讲稿中有不指名地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的说法之后，当即表示了他的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赫鲁晓夫似乎丝毫不在意毛泽东的感觉，仍继续在10月2日两党会谈中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教训中国领导人说：“在西藏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睡大觉了，你们为什么把达赖放跑了呢？”他还说，要是我们，就不会和印度这样重要的民族主义国家发生边界冲突，你们看看我们和阿富汗是怎么解决这种事情的，把那些寸草不生的荒山让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你们不知道，得罪了印度就得罪了一大片吗？还说，你们扣美国间谍飞机干什么，要是我们，早就放了，有必要与美国搞得那么紧张吗？甚至又说起炮击金门、马祖完全没有必要，等等。
当年为中方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说：听到这里，外交部长陈毅忍不住了，当场顶撞赫鲁晓夫说，炮轰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
赫鲁晓夫当即涨红了脸，霍地站了起来，指着陈毅大声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
陈毅也毫不示弱，大声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据说，毛泽东在整个会谈当中一直冷眼旁观，说话不多。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不冷不热地给了赫鲁晓夫一句：“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一次空前严重的争吵。显然，双方对这次争吵还多少有些不太习惯。赫鲁晓夫回去后就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会谈的记录，但中共中央很快又得到报告说，赫鲁晓夫刚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
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彼此都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