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共同舰队”和人民公社
作者：青石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可说是豪气干云。还没有回到北京，他就已经开始按照他那“不断革命”的思路，准备发动大跃进，超英赶美了。大概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料到，不过几个月之后，他所想的又已经不止是超英赶美，而是还要跃过苏联，提前迈进共产主义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外交方面。随着国内“大跃进”的狂潮汹涌，中国的外交也开始进入到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毛泽东1958年2月撤换周恩来的外长职务时，已经在酝酿外交的革命化了。但是，毛泽东当时大概也没有想到，他所积极推行的革命外交，会把一心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苏联推上一种尴尬的境地。1958－1959年，中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磨擦与冲突：从众所周知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到炮轰金门，到中印边境冲突，到苏联片面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到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把毛泽东形容成“好斗的公鸡”……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所有这一切，无疑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很难说毛泽东的革命外交政策应当对此负多大的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对赫鲁晓夫形成的那点好感，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毛泽东大发脾气：要么给我，要么拉倒，搞“合作社”不行！
1958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毛泽东虽然不大满意周恩来推行的旨在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用陈毅取代了周恩来的外长职务，但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包括对苏关系，总体上还是平和的。特别是在批判南斯拉夫党的问题上，毛泽东还表扬过赫鲁晓夫呢。
4月初，赫鲁晓夫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准备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致信中共中央，对南共起草的纲领草案竟然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这一基本矛盾，并且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剥削的意图，表示强烈不满，并通报说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给予了支持。
南共七大召开前夕，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同志式地”批评了南共中央即将提交大会讨论的新党纲。看来毛泽东对苏共中央文章的这种基调不大满意，随即在南共七大召开之后，于5月4日亲自审阅发表了中共中央公开批判南共的《人民日报》社论，直截了当地把铁托“领导集团”视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应声虫。5月9日，苏共中央再度致信南共中央，对南共七大刚刚通过的纲领草案也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批评。对此，毛泽东很高兴，批示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并嘱咐邓小平将苏共中央的信印发给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时向苏联大使“表示热忱祝贺”。
这段时间毛泽东对“苏联同志”的印象转好，还可以从几天后他的另一项批示中看出来。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告说，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后，我方经常在建设方针上与苏联专家发生意见分歧。这是因为苏联专家坚持要建技术新、标准高、设施全的工厂，而我方则极力要搞“大干快上”的中小项目。经过深入解释后，现在双方已经开始拧成一股劲，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毛泽东阅后批示说：这是一个好文件，“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他并且进一步将这个道理引申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事实上，受到毛泽东这种情绪的影响，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也明确表达过对中苏关系的高度肯定。他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的（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因此，“从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应当加强政治团结，加强经济协作，加强文化交流。”相信这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这时对中苏关系的基本认识。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喜悦，中共领导人的这种认识，没有能够持续多久。
6月7日，毛泽东读到国防部长彭德怀5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4月18日写信给彭，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3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在中国南方花4年时间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投资1亿卢布，苏方出资7000万，中方出资3000万，使用时间各占50％。彭德怀当即复函，主张苏方出技术及设备，由中方投资，所有权属中方，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他没有想到，长波电台当时在苏联还是属于尖端技术一类，而苏联军方并不情愿把自己的这类技术都无偿让中方拥有，他们也不理解由他们投资控股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装置，由双方共同使用，对中国有什么不好。因此，苏联军方仍坚持自己要有控制权。
对此，毛泽东显然不能理解。建国以来，在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国内建设，无论是投资或是合股，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很快就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于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于斯大林提议的什么由苏联出资建设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现在苏联又要采取投资控股的方式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他也认为毫无疑问：既然你的东西要建在中国，所有权当然必须是我的。于是，他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明确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不过，他这时似乎还没有把这件事同赫鲁晓夫中央联系起来，只把它看成是苏联军方的一种意见，因而特别强调“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如果仅仅是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毛泽东也许还不会大发脾气。但紧接着发生的共同舰队问题，就使得在主权问题上极端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在斯大林问题已经揭露，波匈事件已经发生，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多次直截了当地批评过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毛泽东自信已经在各国共产党人中树立起了正确的权威地位之后，苏联人居然又想出这种公然损害中国主权的主意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为恼火。
由共同舰队事件引起的这场风波，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建造核潜艇和快艇方面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核潜艇的制造，又是苏方当时的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在中国方面看来，既然是同志加兄弟，生产原子弹、导弹的技术都可以提供，那么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也理所当然。殊不知，当年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因处境不妙而极力坚持，转让导弹、原子弹的技术本来也是难上加难的；现在再要转让核潜艇技术，就几乎是不大可能了。只是由于苏联军方这时正在设想借用中国沿太平洋的海岸线，使载有核弹头的苏联潜艇能够有效地靠近美国，赫鲁晓夫仍不能不认真对待周恩来的来信。颇感为难的赫鲁晓夫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既不用转让技术，又能满足中苏军方愿望的合作建议来。他当即要正在莫斯科述职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共中央转告这一提议。
7月21日，刚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尤金大使，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有关精神和赫鲁晓夫的提议，其中一项就是“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介绍说，关于海军建设问题，苏方目前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由于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今后与其大力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原子潜艇舰队。只是，“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我们有黑海，但在战争中，是会被敌人封锁的。波罗的海就更不用提了。在北面由摩尔曼斯克可通到北冰洋，但是那里并不宽阔，不能广泛活动。东面的海面上又临接南朝鲜和日本，不能算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根据已经公布的记录，毛泽东听到尤金的介绍，当时就皱起眉头，“啊”了一声。接着说道：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你们却要搞合作社，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尤金大概还没有反应过来，仍平静地回答说：这一点并没决定，只是想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
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明显地不高兴了。他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斯大林在世时，有过四个合作社，后来经赫鲁晓夫提议取消了。现在要办也可以，定个期限，过几年可以取消。反正各个兵种都要消灭的，那时我们再分废铁。
尤金这时才发觉气氛有点不对了，忙说：这只是一个提议，还要由两国商量后才能决定的。毛泽东不想讨论下去了，说对合作社问题我们没有想过，要先讨论一下，同意就去人，不同意，你们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
尤金走时已是22日凌晨，毛泽东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得知中方的要求还是始于海军司令部的苏联顾问的提议，说是应该要求莫斯科帮助提供核潜艇以加强海防力量和海军建设。国防部研究后认为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就提出报告，请周恩来写信向苏方提了出来。但与会者怎么都弄不明白，赫鲁晓夫不是不知道中方对当年斯大林强加给自己的那四个合营公司是多么反感，后来斯大林又要搞橡胶园、罐头厂等等，统统都被毛泽东顶回去了。也正是赫鲁晓夫向中方表示那些合营公司不平等，主动废除掉的。他为什么今天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呢？
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实在睡不着，干脆把尤金召到他所在的中南海游泳池旁，措辞尖锐地告诉这位大使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几年前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取消了四个合营公司，撤销了旅顺基地；对于我不同意斯大林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加工厂，赫鲁晓夫同志还夸奖了我，说我顶得好；为什么现在又要搞海军“合作社”？这使我想到斯大林的东西又回来了。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长波电台也好，海军潜艇也好，都是所有权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什么你们条件不好，“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无非是要合营。要合营，就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刚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在气愤当中，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了尖端技术转让的某些微妙之处。不过，在他看来，共产党人之间还要保密是没有道理的，你有的我就应该有，否则还叫什么国际主义！因此，他怀疑苏联人是因为看不起中国人才不愿把技术转让的。他生气地说：你们大概认为，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给了我们就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吧。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也看不起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