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5期
朱可夫的政治浮沉
作者：丁明
消灭贝利亚之后，围绕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当赫鲁晓夫力排众议，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造成严重混乱，并诱发了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主席团内部，对赫不满的人渐渐占了上风。在主席团正式委员中占有7∶4的优势。他们频频策划，准备一举罢免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1957年6月上旬，时机到了。以马林科夫为核心、以莫洛托夫为“军师”的一批人，趁赫鲁晓夫率团出访芬兰，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而赫鲁晓夫则像当年的贝利亚一样，完全被蒙在鼓里。出访刚一回来，他被告知要开一个主席团会议，内容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可是，刚一坐下，马林科夫却率先开炮，内容根本不是什么“250周年”，而是直取赫鲁晓夫的内政外交。紧接着，几位同谋纷纷出击，全盘否定赫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并集中火力，猛烈攻击他们最为恼火的所谓赫鲁晓夫背离集体领导原则，搞独断专行等等。
毫无思想准备的赫鲁晓夫一下子被打懵了。但是，他毕竟久经官场，不至于像贝利亚那样天真地去拉别人的手。当马林科夫等人提出就罢免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进行表决时，他马上抗议：“中央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这个权力!”同时，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占有主动权的莫洛托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就在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会议室的门开了，朱可夫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
作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朱可夫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接到通知时已经晚了。他对与会的主席团委员们说道：同志们，今天开会前一个小时，马林科夫找我谈话，他要拉拢我!要我站在他的一边!听到这里，会议室顿时哑场了。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见势不好，只得宣布休会，明天继续开。
这样一来，马林科夫等人试图在会议的第一天，即6月18日，通过“闪电战”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计划遇到了挫折。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虽然在主席团内处于劣势，但在中央委员会却明显占优。因此，尽快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集结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全会，就成了扭转败局的关键。于是，朱可夫命令各地迅速调集军用飞机运送中央委员。由谢罗夫指挥的克格勃也配合朱可夫，利用情报网向各地下达通知。二人联手，用最快的速度，将中央委员们运到了莫斯科。
“空运战役”打响之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的少数支持者信心大增。为了拖延时间以待援兵，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故意发表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讲了6个小时。结果，主席团会议开到第四天，即6月21日，已经有107名中央委员云集莫斯科。他们首先向主席团会议送去书面声明，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但没有回音。紧接着又派出代表要求接见，再遭拒绝。于是，愤怒的中央委员们干脆闯入会场，迫使主席团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中央全会的召开，实际上宣告了赫鲁晓夫的胜利。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由担任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精心挑选和提拔起来的，他们很清楚，捍卫了赫鲁晓夫，也就捍卫了自己的乌纱帽。
朱可夫的发言排在苏斯洛夫之后，列第二位。他首先严厉指责马林科夫等人拒绝接见中央委员，接着指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一举搞掉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他们想把中央委员会的心脏抓在自己手里，按他们的意愿来办事”，进而“推行他们自己的政策”。突然，朱可夫话锋一转，亮出了杀手锏：“我想谈一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对滥用权力应负的责任问题。同志们，我不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我有真实的材料。我对每一个字都负责，文件上有这些同志的亲笔签名。从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委员会档案馆和中央委员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从1937年2月27日到1938年11月12日……批准军事审判委员会和最高法院的极刑判决——枪决，共计37689人。”“仅在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请注意，就批准枪决3167人。”
台下的人们从吃惊渐渐地转为愤怒。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朱可夫的发言，水平不算高，逻辑上也有不严谨之处，但是，它造成的震撼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在他发言之后走上讲台的人，多数都受到了他的感染。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却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
轮到卡冈诺维奇发言时，朱可夫打断他，单刀直入地插进来说：“我们还是谈谈罪行的问题，枪决的责任吧。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然后，把眼睛盯住卡冈诺维奇：“你说说，你为什么把300名铁路员工搞死啦?”
卡冈诺维奇听了以后有点吃惊，含糊地回答：“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
朱可夫紧追不舍：“也是刑事问题。”
老卡静了一下心，从容地说道：“这个问题不应当从1957年角度去看，而应当从1937—1938年的角度去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要求的。我要说，当时我国是有政治斗争的，因此当然要问，有没有敌人呢?”
概念有些混乱。朱可夫单刀直入：“请你直截了当地回答：你处决了一些中央委员，他们是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吗?”
“当时有敌人，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我同意、赞成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的报告。我很难过，要是我赞成这个报告，我认为，我们揭露这件事是正确的。当然，我并不是要借此而推卸责任。我承担政治责任。”
朱可夫毫不退让：“还有刑事责任。”
朱可夫的穷追猛打，使卡冈诺维奇陷入了被动。特别是关于处决三百名铁路员工的案件，老卡无法上推给斯大林，就更加捉襟见肘。但是，老卡毕竟是一位官场老手。他找了一个机会，在发言中突然向朱可夫发起了反冲锋：“可是你，朱可夫同志，当时是师长，难道你就没有签署过?”
朱可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有送过一个人去枪决。”
“这就很难检查了。”
“你去查好了，请便。”
老卡真不愧为经验老到之人，虽然被动，却阵脚不乱。他明知故问，实际上是在给朱可夫下套。而当朱可夫气壮如牛地作出回答之后，老卡马上装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问朱可夫：“那你是怎么回事呢?是不赞成中央的政策吗?不赞成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吗?”
真是“妙”极了。按照老卡的逻辑，或者杀人，或者被杀，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每个活下来的人，他们的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死者的鲜血，那又何必要去追究谁的更多呢。
朱可夫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活下来了，而且是在斯大林防范最严、杀人最多的军界活下来了，就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同敌人斗争的政策可不是枪决的政策。”朱可夫的回答苍白无力，而且似乎掉换了命题。
“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关键时刻，赫鲁晓夫出场了。他不能眼看着局势发生逆转。如果逆转，到手的胜利很可能会化为乌有。政治就是如此，瞬息可能万变。至于说到玩“游戏”，赫鲁晓夫自然要比朱可夫高超得多。
“我投过许多次票，而且，比如说，把亚基尔斥为叛徒。我相信了，因为我认为你们查清了他是敌人。可是你们欺骗了我们的信任。而你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你本来应当是了解情况的。”
好一个“了解情况”!赫鲁晓夫在这里巧妙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给卡冈诺维奇下了一个套。卡冈诺维奇无言以对。台下却活跃起来了。有人还嫌赫鲁晓夫这一拳打得不重，继续跳出来为朱可夫打抱不平，质问老卡说：“你干嘛要把朱可夫也扯在里面!你就谈谈自己吧，问题是向你提出来的，为什么要谈朱可夫，把大家都扯到一起?”
至此，卡冈诺维奇对朱可夫发起的反冲锋以失败而告结束了。
就这样，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朱可夫等人巧妙配合，利用在中央委员会中占据的优势地位，变换着各种手法，或软硬兼施，或分化瓦解，或挑拨离间，或威胁利诱，把握着全会的进程，不断地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全会从6月22日开始，至29日结束。发言者多达六十多人。涉及内容十分广泛。这是继消灭贝利亚，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两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一次重大交锋，最终以三位领袖全线崩溃、每人头戴一顶“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而告结束。
获胜收兵。在赫鲁晓夫论功行赏的名单中，朱可夫自然排在首位。他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升迁：从候补主席团委员，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只有主席团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昂首迈进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圈。
朱可夫登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