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春风秋雨二十年
作者：刘振坤
刘：听说科学院在大跃进中头脑比较冷静，这是怎么回事?
杜：反右派结束以后，就到了1958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工作转向技术革命。农业问题解决了，工业进展滞后，须加快步伐。1958年毛主席对国务院领导提出反冒进口号提出批评，批评说，“气可鼓不可泄”“反冒进是错误的”。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这使科学院面临某种舆论压力，科学院内部有一批同志，批评院部对科学家过份迁就。加之毛主席威信那么高，我们断不能对毛主席的主张置之不顾。也要讲破除迷信，反对崇洋迷外，我们中国人应该有志气，把自己的科学搞起来。全国都大跃进，我们也得大跃进，不能够墨守陈规，动也不动。因此，一经号召各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浮夸了一阵子。
我曾经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做过一个报告，讲过鼓励跃进的话。我主要是讲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轮到我们中国人后来居上了。因为世界经济发展，总是不均衡的，有落后也有跃进。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最初，经济发展是从意大利水乡威尼斯，转到英国、法国，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产业革命发祥地。但是，到了后来他们那地方生产发展了，人多了，搞人口输出，同时也占了一些殖民地。随后，生产的中心，经济发展的中心，科学发展的中心，从欧洲就转到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在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象征着美国的经济将来要衰落。此后位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崛起，卫星上天，后来居上。今后，经济的中心可能要向亚洲转来，而亚洲，中国将来是具有领头条件的一个大国。因为我们有古老的文化传统，有新的一批科学家，特别是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等等这些保证条件。这个推断虽然不够严密准确，但是，从大的历史角度看，亚洲经济上去，科学也一定上去。这一点我讲了至今不悔。
那时，科学院一批科学家对于大跃进闹浮夸看不下去，对那些献礼项目是否定的，但是他们不敢说话。有的地方说把水变成了汽油；有的地方说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粮食。我们科学院也有人说，如果按太阳能输送到地表的能量计算每平方米转化率，每一亩打几千斤、上万斤是可以的。植物生理所也有人用植物生理学总结万斤粮的可信性。所长罗宗洛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院外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批判学术权威，搞“拔白旗”，科学院党组没有附和，但批评权威们保守，脱离实际，却在不少所里进行过。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各部部长们都去开会。胡乔木建议找有关同志，谭震林、廖鲁言、张劲夫、我，共同谈谈，说是毛主席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我本来打算趁这个机会，把科学家们的怀疑反映一下。但是，一看北戴河一派大跃进的空气，就感到很难开口。我先向廖鲁言(我和他一同在农村部工作过，此时他任农业部长)谈了几句，建议我们先研究万斤粮有无可能?他认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看出我的建议，提出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会中议论一亩地打1万斤粮食，怎么也想不出利用办法，说造酒也喝不了那么多酒，喂猪也喂不了那么多猪，只好烂在地里边不回收。所以结论是，少种粮，全部耕地中以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二种树、种花。科学院在不讲科学的年代，只好靠边站。
虽然如此说，在大跃进时期科学院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毛主席搞农业四十条，他要消灭麻雀。有关科学家提出麻雀不能消灭。因为，麻雀一方面吃粮食，但是更多地是吃害虫。这个事情，科学家的呼吁，我们向中央反映了：为维持生态平衡，不要打麻雀，不要消灭麻雀。毛接受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搞代食品，1959年以后粮食不够吃，科学院最初发起搞代食品，增加一些蛋白质。一是发现海里小球藻，数量非常之大、繁殖力非常之强、蛋白质含量很高，将来中国人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在耕地上以外，应该在海里边想办法。二是还发现有好多昆虫可以吃，它是动物界数量最大的种类。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人工繁殖，昆虫食品含有优质蛋白质可以利用。科学院做这个事，意义不在乎一两件事情本身，在那个否定科学的年代，科学院以实际事例证明了科学的价值，对将来解决食品问题又得到一个启示。
看未来后来者居上
刘：您说到中国科学事业将会后来居上，至今不悔，还有什么理由?
杜：我说中国科学可以后来居上这个话，当然，是附和大跃进的。但是，现在看来恐怕还会有这个变化。目前，已经有很多美国、英国的科学家都在讲，中国会出现科学复兴。因为，他们从李约瑟研究中国的科学史，看到古代中国科学一度辉煌，近代反而落后，为什么?这叫做李约瑟难题。现在这个难题大体上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有人说我们中国正要搞产业革命，西方帝国主义把我们的经济力量摧毁了，经济上没有剩余投入到科学上。第二个解释，就是中国后来有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本身对于选择人才有好处，民间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有了一条道路，这是好事情。但是，它搞“四书五经”，连人文科学都不全，只是“四书五经”，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那时，我国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从事基础研究。虽有先进的实用技术，但基本上停在经验创新水平。解放后，三座大山推倒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都有了。不管是搬苏联的也好，国民党时期留下的也好，产业部门的、大学的研究制度，科学院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派出了大批留学生，更加重要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对科学技术提出多种要求，这是一个大动力。国家也有了财政支持。可以解决李约瑟难题了。李约瑟说，本来近代中国应该是科学发达的地方。他相信历史条件存在一种必然性动因。大跃进时期，我讲后来居上这个题目，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又想避开当时闹浮夸的方式。希望科学院当真正的火车头，绝不至于形成一个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群体。现在世界上科学界不少人认为，东方将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有一个突破!我们中国生物资源这么多，是个大基因库。我们的动物品种、植物品种世界上少有；我们是包括亚热带、湿热带、温带、寒带、高寒带气候大国。再过若干年，中国生物工程可能要大放异彩。亚洲国家也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中国70年代卫星上天。我国台湾地区信息技术发展先进。海外华裔学者多有发明创造。日本技术创新、把外国的好东西经过发展研究实现了技术创新商品化。另外，还有印度，如今已经成为计算机软件第二大输出国，每年出口约175亿美元。科学技术要向亚洲转移这个看法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尽管我1958年那个讲话，适逢大跃进的气氛，也讲了一些过头话，但是，从大历史长距离考察，在主要点上保留着一定的价值。
大跃进浮夸风气盛
刘：大跃进，为什么造成大倒退，您能谈谈原因吗?
杜：当我国转入建设时期，毛主席提出要鼓足干劲，力急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新路线，他认为在改革所有制之后，还须解放思想，去掉群众的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破除多年来流行的迷信西方资本主义，迷信苏联，迷信洋人的传统思想。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倡议，是应当肯定的。他特别感到苏联建设冷冷清清，靠专家，不靠或少靠群众。所以，又说，卑贱者最聪明，不迷信教授。这也有某种积极意义。需要辩明的问题在于劳动者是社会生产承担者，历史的创造者，是有智慧的创造者。科学实验曾被毛引为人类三大革命中的一项。因而科学工作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有智慧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参与历史创造过程，是靠脑力劳动取得报酬，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的剥夺者。这些人中尽管也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倾向，这是可以通过生活实践和教育改变的。但是，当时把他们当作藐视和批判的对象，未必有利于实现解放思想这个目标。因为解放思想和继承人类积累的知识总和并不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
解放思想有不同的涵义：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过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倡导天赋人权，每一个人并不是为上帝活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不妨害他人自由的自由权利，即平等的权利，要使广大人民认识这种权利，努力争取和维护这种权利，这就要解放个性，打破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破除人际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解放带有民主主义的性质、反封建的性质、反宗教迷信的性质。我们中国这一步长期缺位。“五·四”运动讲科学、讲民主，有巨大历史意义，但中间转化、分化、中断了，没有贯彻于近代历史全过程的机会，形成新的文化传统。
我们国家封建制度的时间很长，经济上经过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社会，政治上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但是，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遗留封建的东西很多。本应当继续进行反封建意识的思想启蒙工作。但是，时代变迁却把中国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在1957年以后，就转到反对资产阶级意识、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上。新的历史性变化，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既然界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阶级成分，当提出“挂红旗，拔白旗”的号召时，就难怪群众把它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口号，对科学界学术权威展开批判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更是火上加油，进一步鼓励了以浮夸、冒进来响应大跃进号召和其他“左”的错误。大跃进中，我去河南，当地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当时的省委书记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见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主观意志决定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热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许多人明知一亩产1万斤粮不可能，但不敢明说；大炼钢铁也是这样，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其他不论，只看砍了多少树，饿死多少人，就令人心寒不已。教训甚多，有一条应铭记不忘：那就是不能把领导者的主观偏好和错误号召引发的群众一时的浮动情绪，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要讲科学决策，要发扬民主，要废止一言堂，让人讲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