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春风秋雨二十年
作者：刘振坤
刘振坤：(以下简称刘)想请您谈谈在科学院工作的经历。您是怎样调到科学院的?
杜润生：(以下简称杜)1953年，毛主席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我被调到北京。邓子恢任部长，叫我当秘书长，帮助他工作。毛主席交待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按中央决议搞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时邓子恢和我对于农村工作，特别是关于合作社运动有一些意见，毛主席开始是接受的。后来，他有个变化，我们这边跟不上，犯了错误。大体上当时总的方面是我们主张慢一点，他主张快。快慢之争，这是一条。第二条是我们还主张给农民一些经济上的自由。我们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提过给农民交易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还有可以雇工、租佃关系的自由等等，叫做“四大自由”。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市场经济。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毛主席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还有就是合作社的形式，我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种形式。所有这些毛主席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大约在1955年的10月份开了一个会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也批评了我。批评我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刻，像小脚女人走路”。我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因为还没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丰富自己的认识，承认主席是正确的，我们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已经做出决议，明确了是非。不过，1955年那时候我们是作为犯了错误的同志，中央还是依照“治病救人”的宽容态度对待的。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我的责任。当时，毛主席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
本来是准备把我调到下面去的。后来，突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再下去。下面有几位省委书记都想让你去，我们也同意你去。但现在有一个工作更重要，要去的地方都是大知识分子，你是个知识分子。”我说，我不是大知识分子，是犯错误的小知识分子。他说：“你不要说了，那事情另说，你先服从调动!”这样，我就到了科学院。
搞规划崭露才能
刘：12年科学规划是怎样发起的?
杜：这个远景规划的发起，主要是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说国家应当有一个远期的科学技术规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同一时期也讲了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问题，1月25日又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国家要抓这件大事。周总理报告是个纲，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根据这个报告组织规划。
刘：你们是怎么搞规划的，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杜：我记得我们几个人第一次碰头研究，怎么搞这个规划啊，咱们几个人都不是科学家呀!
怎么办呢?范长江对我说，“老杜主意多，你先说。”我说，“我是个刚犯错误的人，我害怕说错话。”他说，“你不要怕，讲错也是内部矛盾。”于是，我就提了个意见。第一，先搞清楚什么是当代科技世界水平，选择什么突破点，然后研究追赶。大家同意后，就决定把每一个门类有名的科学家都找到，把所有学部委员(现改称科学院院士)都找到。然后，就按学科和部门讨论，让各家都各说各的意见。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了一些很好的报告。如果一个学科只有一派、一个人就行了。如果学派不同的就是两个人。比如地质学就是黄汲清等两个人。遗传学也是两人。一个是米丘林学派，由北京农科院的XXX(忘了名字)讲；一个是摩尔根学派，由复旦大学的谈家桢讲。比如冶金，就一个学派，就叫科学院冶金所的所长李薰一个人讲。还有几个人报告的是最尖端东西，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他们作的，计算机是北京大学半导体专家黄昆作的。那时，按照中央的要求各个学科都作了报告。钱学森的报告讲了核聚变，说原子弹爆炸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问题是要搞核能的和平利用，不能用原子弹爆炸的办法。怎么样从海水里提取氢?怎么能够把氢聚变聚起来，把它点着!一个是制造核弹，一个是搞核能的和平利用都应追赶。把这些前沿的科学都摆了一下，除本国科学界，还请来一批苏联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教授、工程师，介绍当今各门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水平以及项目建议。又分组检阅了我国科学发展现状，提出赶超办法和必要的条件准备。这对于科学家相互沟通了信息；对于我们这些外行，都懂了一点科学的A、B、C，当时叫搞了点目录学。
刘：什么叫“任务带学科”，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杜：第二个阶段，发生了一个问题。已经知道先进水平是什么了，我们如何赶呢?又开了个会。我解释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决策缘由。这个口号提出来，当时，一部分科学家不赞成，说重点发展，把一般的丢了怎么办?一般的学科是个基础。你光抓重点，不抓一般怎么行?后来，这个问题通过周总理的联络员请示周总理，我记得四、五天以后周总理答复说：“你们先试行提个建议让科学界自由讨论一番，最终一定要经科学家同意。”我们找科学院学部秘书恽子强、邓稼先、杨连芳、过兴先等六、七位同志调查一下，得知：过去科学研究都是按学科设所、设室。按这种框架，此次规划项目关系今后人才与经费如何分配，都想承担课题，怕挂不上钩，因此争论激烈。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资源分配问题。这时候才想了个办法，叫做“任务带学科”。任务能够带动的学科先带，带不动的再另行安排。这个说法，大家表示同意，取得初步一致。
那么，任务叫谁提出呢?请科学院苏联顾问叫做扎连科的列了若干项任务。他用的方法就是按建设需求提出一个个科技课题，作为项目任务。每一个项目都要求掌握现有的，创造新的。提任务按不同部门、工业(包括轻工重工各部门)、尖端科学任务、农业、交通运输、重大理论探索、科学技术情报等，总共五六十项。后来又增加一项基础理论研究若干问题，以补充任务带不起来的重大学科。然后分组讨论，把任务讨论清楚，需要相关学科解决什么子课题规定出来。技术科学、基础科学，用着什么来什么。每一项都如此。所谓“任务带学科”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组织起草文件，按照这几十项任务，组成一个个小组。每一项任务，都确定一个负责单位、多个参加单位，还写明有些什么课题，要求派多少学生出去留学，要求国家多少财政支持，设什么机构，预定工作时限。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可以说把大多数科学家意见纳入规划。可是还不能说取得完全一致。因为提出一个“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任务带学科”，并不能满足全部科学发展要求，还有些基础科学研究定不上去。他们反映说，“这样，我们不是没什么事情干了吗?”我们就向大家解释，规划要不要掌握重点?只有掌握重点，才能后来居上。如果你平均使用力量，财政力量有限、人才有限、学科很多，哪一个学科都半死不活，都长不大。没有重点怎么行?既然中央说是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而先进水平大家又说得那么多，不掌握重点不行。要掌握重点，就发生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问题。用“任务带学科”这个办法，先解决一部分。这样把绝大部分科学力量调集起来。下一步还要搞一个理论任务和学科规划。此外，还留一个自由选择空间，满足规划外的自由选题需要。这样讨论之后，绝大多数科学家心情就比较愉快了，可以坐下来工作了。上面领导有这么几条东西取得共识，就把大家统住了。不然，外行管内行，没有个目标控制，你就没有办法。
今天看世界科技发展，许多领域的技术创新，是靠基础研究成果。关系人类远景发展，国家必须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财政与人力资源，否则会丧失机遇。
经过科学家们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写出了一本近百万字科学规划的书，即12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纲要。我替这本书写了序。序中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写进去了。我记得总理的联络员拿去向周报告。总理组织开了一个会，聂总(聂荣臻副总理)、郭老(郭沫若院长)、李四光、张劲夫、范长江、张稼夫、武衡，还有几个部委的同志，技术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到会，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参加。我们给周总理先着重报告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讨论情况，说明它是根据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精神提出的，还反映了科学院苏联顾问扎连科给出的评价，他说，“像这样一个全面的科学规划，又采取这种民主议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进水平。苏联都不曾如此举办过。”周总理征求科学家们的意见。在座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及钱学森都表示同意。他们特别满意的是“任务带学科”，对于一些重要学科能够和国家的任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保障国家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能使这个学科找到新的生长点。我们提到还有一部分问题一下还带不起来，怎么办?就决定将来有机会，专门再补订一个理论学科规划。周总理说：“好!这样就把所有科学家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也注意到科学本身平衡发展。”会议还同意派团访苏，去商定和落实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