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6期
春风秋雨二十年
作者：刘振坤
刘：科学理论规划是什么时候、怎样完成的?
杜：根据12年规划要求，1960年4月19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第三次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科学理论研究规划问题。会议由聂总主持，他让我发言。这个发言今天想起来主要是解决这么个问题：就是自然科学如何结合实际?结合什么样的实际?我找了几个科学家谈话，学科理论结合什么实际?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实际上有点差别。自然科学做出一个假设后，解决途径：一种通过实验方法，叫实验科学。另一种是以数学工具，逻辑推导的方法，叫理论研究。比如说场论，要用两种方法互证。物理学有理论物理，有实验物理。搞理论物理的得出结论，要经过实验方式检验，这叫结合实际。但都不是科学界以外的人所指的实际。后者指的是面向生产。也就是说，科学还有另外一种实际，就是结合生产。从这个意义上，也就更广泛了。这一次会议，要着重解决理论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是解决科学面向生产要求的问题。这种关系不同于理论研究与实验科学的差别，那只是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的差别，科学界内部所以吵不清，就是没有把这个分开。此次明确了一点。我还讲了国家需要安排一些今天看来对于生产的作用不明显，却具有突破意义的科学理论研究课题。科学有相对独立性，它能自身发展成独立逻辑体系，形成学科、学派。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并不一定都是错的，科学假设不一定全来自生产，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相对论和薛定锷的量子力学，对人类改造自然界产生了多么大的效果。但当初启动研究并没有想到应用。我就针对这个讲了些意见，事先和龚育之同志等人交换了看法，现在档案里还可以找到我的讲话。这一次，就把北京西郊宾馆会议向总理汇报时，允诺的专门搞个学科理论的规划这件事，还了账。
立“宪法”制定十四条
刘：十四条当时被誉为科学宪法，文化革命又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全国科学大会还有人要求中央重新下发这个文件，又是为什么?
杜：1960年以后，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科学院最早提出一项贯彻执行文件，旨在明确党在科学领域施行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十四条。它最初是根据科学院的实际搞的。聂荣臻同志看了看我们的草稿，说这好，决定用两家的名义，即科委名义和科学院的名义共同搞一个科学条例。这个条例不但是解决科学界的问题，也影响其它部门，都先后跟上来，如工业若干条，教育若干条。
后来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把中宣部科学处的于光远、龚育之等同志也吸收进来。加上科学院的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等政研室的人，劲夫同志经常参加主持研讨，完成两个文件，一个十四条；一个向中央说明报告(由聂荣臻签署)。我主要谈谈文件中几个大问题的内涵：
第一个大问题的内涵，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什么?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的空气。为压缩这种空气，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这与工农业生产部门出工农业产品是不同的。我们的科研有两个“产品”：第一个，有一定合乎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成果，要继续实现1956年科学规划；第二个，强调要出人才，出成果和出人才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目的是把研究机构的工作落在实处，避免浮夸。因此要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制度、定设备，保持研究机构相对稳定和分工合作。各守岗位，再不要攀比浮夸。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一个检查科学工作部门的标准。国家的经济财政很困难，拿出钱来办了这么多科学机构，如果没有成果，没有人才，它就应该淘汰。所以，这也是个奖励标准和淘汰标准，使我们的研究所更有活力，有生命力，不许滥竽充数。围绕这个要求，要把实验室都办起来，把学校办起来，为出成果出人才创造条件。在那个时期科学院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第二个大问题的内涵，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
全社会应当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尊重科学人才。在文件里边表达这个意思，主要是立足于这种认识：没有科学现代化，就没有经济现代化。工农业现代化必须要有科学的现代化给它开路。要以科学现代化奠定国民经济的技术基础。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学。破除了科学，就容易制造迷信。没有科学的地方，就是产生迷信的地方。办事情要讲条件论，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但不能没有条件。精神条件，有一定作用，但不能把妄想当理想。这都是针对大跃进浮夸所说的。今天看来很平淡，但是，当时讲尊重科学，尊重科研人员，尊重科学家却要担一定的风险。聂总还提出来我们要为科学家服务。他说，他们在第一线搞研究，我们行政部门要做科学后勤工作，这样说，有什么不可呢?结果，为科学家服务这个意思写到向中央的报告里了。
当时在讨论当中谈到这么一个道理：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必须附着在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阶级社会知识分子是依附者，这是对的。我们当时有另一方面的看法：这就是知识分子将来是多了，还是少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个没落的，还是个发展的人群?它应该是个发展的人群。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除了经济高度发展外，一定会有她相应的文化的新变化，有个文化水平的变化。将引起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渐消失。大多数体力劳动者，都要用知识武装起来，成为知识分子。而经济的科学化，也都靠知识分子，将来社会生产一定会减少体力劳动的强度、数量。要以机械代替人力，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程序，自动控制。因此，劳动人民的知识化，知识分子占人口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成为生产的主体。那时他们不是附皮之毛，而是独立的存在。知识分子有依附的意识，不体现他们的阶级本质，不能把他们一律当资产阶级对待。有一个时期把知识分子搞成臭老九，搞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抬不起头来。当时还提出所谓走白专道路。文件针对这一点提出要废除这个说法。科学不专有什么意义，就是要专，要又红又专。对红的要求也不能过高，对老科学家只能要求他们一有爱国心，二和我们合作从事科学工作，这就是初步红。此后，还在1961年广州会议，讨论了脱帽问题，不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
第三个大问题的内涵，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学术研究应执行双百方针，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分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有的人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政府不满意，并没有起打倒之意，而只是提出批评和希望，其中存在认识是非，但不能当政治问题，至于学术问题更应该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解决。党组织领导科学不可支持这一派，打击另一派。真理是不怕辩论的。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求同存异，对自然科学不宜卷入意识形态争论，随意贴标签，戴帽子。在这一点上，中宣部于光远几位同志手中有第一手资料和案例，和我们有相同观点，聂总也很同意，上报中央得到批准下达。其他还讲了党领导科学的基本方法，十四条变成了中央核准的政策，不但解决了科学院的问题，也解决了整个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其他一些起草的过程，吴明瑜、朱琴珊始终参加工作，他们记忆比我好，你可找他们谈谈。
文化大革命中十四条，被视之为资产阶级办院路线的具体表现，是刘少奇的路线，因而，又来了一次大反复。经过反复更证明它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