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7期
从人治走向法治
作者：郭道晖
反右之前，“右派”不过是指党派内部或党派之间相对于“左派”的一个派别，一个不同政见的群体。即使在毛泽东准备发动反右运动时写的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里，他也还是把批判“有反共情绪的右派”视作“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强调不到“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但是，还不到二十天，右派就被称为“反动分子”了。再过一个月，就进一步被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了。到处理右派时，不少人更成了“极右”亦即反革命分子，被发配边疆或投入监狱。而当时处罚右派的依据，仅仅是1957年10月15日的一份党的文件中定的几条原则性标准。一切由各级党组织掌握，既不依据法律，也不经司法审判，在大批判中更不许被批判者有任何自我辩护的权利。
反右运动对法律界、法学界的清洗和摧残是很严重的。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民事庭20人中，划为右派的有8人，占40％。有的学校法律系的老教授几乎“一网打尽”。钱端升、王铁崖、韩德培、梅汝等堪称中国法学泰斗的老一辈法学家，几乎无一幸免。当年还是年轻教师的许多当今法学名家，如沈宗灵、吴家麟、江平、马克昌等，也都难逃劫难。至于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则大都是近代法制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律有继承性，说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说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要求完善人大制度，成了“吹捧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提出实行法治，反对以党代法、以政策代法，更是被批判成“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如此等等。
著名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六法观点”，说他是“企图把那些像他自己一样的‘老法学家’拉进立法部门，从而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民主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过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老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为曾在旧中国司法界担任要职而解放时留在大陆未走，被怀疑是“埋伏特务”。反右中又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文革”期间，197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
另一位政法界前辈、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制，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进一步打成“反革命分子”，以至病死狱中。
从此以后，法学在中国几乎不复存在。所剩无几的几个高校法律系，教学内容就是党的政策加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还要着重批判法学领域里的“右派言论”。本来就十分幼稚的中国法学，实际上已经消融于政治说教之中，再没有独立的法学专业了。
今天回过头来读一读当年许多法学家的所谓“右派言论”，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我们今天的法学观点如出一辙。仅仅因为他们早说了40年，就成了反动言论。历史的误会竟至于此！难怪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当年共产党要是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何至于弄出那样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来。
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年代
1957年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法律虚无主义、法制无用论由此盛行起来。这年7月，中共中央明文取消了司法的独立性，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而不是向选出它的人大负责）。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法制问题，有一段话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按指军委扩大会议——引者注）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插话中也讲：“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结果，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称：“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上述对法与法治的认识和评价，清楚地表明：在当时党的领导人心目中，法只是一种“治人”的工具，而且主要是惩治犯罪或镇压阶级敌人的专政工具，对于以法调节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性，几乎不在视野之内。在他们看来，治国靠的是群众运动，靠开会，靠决议，靠人治，靠党治，而不是靠法律，行法治。法律说到底不过是平时办事的一种参考而已，并非依据，在革命运动发生时自然就可以撇在一边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党权取代了政权，而且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7年以后，几次涉及全民总动员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大变动的重要举措，都是只凭党的决议行事，而未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审议决定。如“大跃进”这样一种全民总动员性质的大运动，仅凭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纸决议，就一轰而起，既未经过科学论证，更未经过人大审议，显然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的。几乎同时发生的人民公社运动，也是只根据上述会议的一个决议，一个月之内就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而这个运动，因为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政社合一”以及大搞公社食堂，不仅对农民的所有权有所剥夺，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基层政权机构与社会经济组织的体制，本来更是应该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的。正是由于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这两大运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并且事后也无人为此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据官方正式统计，河南九个县仅因“大跃进”造成饥荒而饿死的人数，就超过了常年正常死亡人数的100％。从全国范围看，总人口以往每年都要增加上千万人，而1960年反比上年减少了一千万人。
对于人治所带来的这场严重灾难，党的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即指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毛泽东也突然承认“现在是无法无天”，并指示说，“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但是，法律工作者刚刚搞出几个试拟稿，“文革”就发生了。
彻底砸烂法制的十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事前曾在党的四千多高级干部中进行过广泛讨论。我有幸被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领导干部小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简报。有一次会议讨论到“文革”是否“一场空前的浩劫”时，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又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难道不是浩劫？我们不去正视和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
谭震林讲的是1931年的“富田事变”，当时为抓所谓AB团，大搞逼供信，红二十军从班排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同年秋，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也发生了类似的惨案，2500多名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还有1943年延安整风后期的审干运动，也是因为大搞逼供信，十余天时间就“抢救”了成百上千的“特务”、“叛徒”，搞得人人自危，幸亏当时毛泽东醒悟得快，才没有酿成大祸。但是建国以后，我们仍没有汲取教训，又大搞反胡风、反右、反右倾等政治斗争，不断伤害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达数百万之多（划右派55万，划右倾分子300余万）。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长期不愿正视这些惨痛的历史，认真地总结教训，往往借口客观原因或担心引起“副作用”而极力粉饰，隐恶扬善，结果自然就有了“文革”的大灾难。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为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就已经被合并成了所谓“政法公安部”。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也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本应是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监督行政机关，由此变成了行政机关（公安）领导司法机关，权力制约的法治原则被彻底废弃。再加上国务院监察部、司法部被撤销，律师制度也自行消亡，“文革”未至，国家法律制度和司法机构实际上就已经被“砸烂”得所剩无几了。到了“文革”发动时，肆意践踏国家大法，煽动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造反夺权，公开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使社会正常秩序荡然无存，抄家、揪斗、管制之类的“群众专政”畅行无阻，工宣队、军宣队执掌国家机关、学校、科学文化事业部门大权，以及设定对领袖和领导人的“恶毒攻击罪”等等，造成了所谓人治底下的群治的奇特现象。
从1965年2月起，长达十年的时间全国人大没有开会，可谓名存实亡。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其代表竟然是秘密指定的，开会时间、地点与议程等也绝对保密，这在以民主性、公开性为宗旨的世界宪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人大通过了一部新的“革命宪法”，其中干脆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文，取消了公民有迁徙自由、通讯秘密的权利，有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从事其他文艺活动的自由等条款，同时赋予“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受国家保障的宪法地位。除了这些显然是蓄意剥夺公民权利和支持侵犯公民权利的规定，新宪法还有一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规定，更是违反了我们立国的基本原则。而即使这样一部宪法，也没有谁真的打算去遵守它。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指定华国锋为总理和接班人等等行动，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