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五十年
作者：■章百家
进入60年代，在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时，争取“中间地带”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1963年底至1964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的控制。中国领导人认为，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略出发，第一个中间地带的民族民主运动是直接同盟军，我们应该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他们；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帝国主义矛盾，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为间接同盟军。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正处在高潮之中。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国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这种相互支持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打下了长远基础。这一时期，为增进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多次出访亚非国家，其中以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对亚非欧14国的出访最有影响。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体现了那时中国政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作的真诚努力。
在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上，1964年的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突破，震动了整个世界。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分别有影响的大国，克服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气象。
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60年代前期的中国外交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部分对外政策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这表现在过高估计了美苏合作的程度，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过高估计了帝修反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未能察觉到在亚非拉地区兴起的民族独立浪潮荡涤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之后，时代潮流正悄然转向和平与发展。这种偏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想影响。中苏分裂后，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把国家关系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紧密挂钩的做法；但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逐渐影响到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在外交方面主要表现是，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结果，中国外交工作一度陷入了极不正常的状态。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不过，从1968年开始，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就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因此，“文革”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冲击、干扰比之国内其他各方面工作时间要短些。
70年代初期，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外交所受到的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中国外交的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上，而此前可以说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这次外交战略的大调整也表明，我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仅表现在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上，还表现在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60年代末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一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国内空前规模的反战运动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中国也深为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忧虑。互相对峙的中苏两国在东北和新疆发生了多起边界冲突。苏联还暗示打算袭击中国的核基地。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需要结束与美国长期对峙的局面。
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历史有自己奇特的逻辑，耐人寻味。在激进的以“反帝反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这对20年的冤家对头令人难以想象地走向了和解。美国人以激动、中国人以平静接受了这个现实。
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四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近邻日本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