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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五十年
作者：■章百家
建立新型外交关系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国民党的败迹日趋明显，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或驻华使节先后向中共表示，愿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外交政策问题。在执掌全国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积累了相当的外交经验，中共外交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但那时的外交活动，按周恩来的说法只能算是“游击战”，而现在则要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了。
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月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两次会议之间是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的访问。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并明确地说“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实际是把“一边倒”的方针也提了出来。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一边倒”；同时周恩来也完成了新政协《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用法律语言阐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并经毛泽东审定。至此，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因此，新中国外交方针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旧中国外交的特征是屈辱外交，新中国要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就必须迅速割断同这种旧传统的联系，洗刷掉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如此，才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第二，当时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冷战方兴未艾，这两家都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十分关键。具体地说，就是要使新政府尽快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取得外国的必要援助，恢复国内经济和通过结盟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
毛泽东提出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使新中国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最后一条“一边倒”不仅有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这三条方针也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建国后，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国从此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美国再不敢轻易与我进行军事较量了。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至1956年是我国外交最成功的时期之一。朝鲜停战前夕，周恩来就敏锐指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新的战争可能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为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抓住和平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问题，求同存异，灵活应对，先后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开展多边外交，为开拓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可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不是新的东西。周恩来的贡献和创造性在于他把这五条结合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这是他运用独特的“求同存异”的哲学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里探索的结果。
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政府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关于避免双重国籍的条约，消除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因华侨问题对中国产生的疑惧；二是由周恩来郑重宣布，中国准备同邻邦确定尚未划定的边界。此后，经过从1956年至1961年五年的努力，中缅边界问题首先获得圆满解决。到1963年，中国又先后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协定或条约，妥善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关系，而且对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重大的战略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中国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它一经提出就被中国领导人作为一项长期方针，并很快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他还表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并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1956年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这样，五项原则也就明确地被应用于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当时中国对外关系的全局来看，它直接针对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是新中国突破美国的遏制和孤立，发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从长远来看，它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经过此后四十余年的实践检验，事实说明只有争取和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为维护国家主权同美、苏两强对抗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紧张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的根本原因是台湾问题。中苏关系的反转则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它包括中苏两国不同的国内情况、两国日趋不一致的国际战略利益以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的分歧。
中苏矛盾的起源要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春天，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法，认为对斯大林的过错和功绩应“三七开”；同时，这件事也促使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搞了四十年，积累了不少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要出现一个大变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和苏联很不一样。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是中苏矛盾的起点，然而中苏两国不同的国情，才是导致双方矛盾的深层原因。1958年春夏，中苏之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这是中苏关系的第一次危机。毛泽东认为，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建立两国共同的潜艇舰队这两个要求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慑于毛泽东的震怒，赫鲁晓夫匆匆访华，这一事件暂时得到平息，但中苏之间的信任由此受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此后，坚决反对苏联想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就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一年秋季，中国发动了炮击金门作战。这是毛泽东亲自导演的一场政治仗、宣传仗、外交仗。其目的是多方面的，包括：支援中东地区的革命、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表明中国不接受美国“两个中国”的立场、侦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牌、向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等等。但是，这个行动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表明中国决不允许美国“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得逞。当时，苏联正谋求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的行动无疑是给赫鲁晓夫出了一个难题，他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但内心里是很不满意的，中苏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
50年代下半期，中苏两党还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后来，这种分歧更演变成一场公开的论战。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中苏分裂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在国际体系中分处于不同地位的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之内还很难协调。特别是在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竭力谋求同美国的缓和，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
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致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更像是由于中美对峙造成的。1964年后，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直接对抗的边缘。由于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双方最终还是避免了再一次的军事较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一个同时与美、苏两强对抗的阶段，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走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这是必须通过的一个关口。正是通过与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并为世界各国所认识，才较早地摆脱了美苏冷战格局的羁绊，最终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尽管事后看来，这种与两强的对抗有可能采取不那么激烈的方式，而是有张有弛、一张一弛，也有可能不拖延那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