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五十年
作者：■章百家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思想；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实现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反映了向他鼎盛之年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某种复归。这个战略的提出基本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混乱，使中国的外交实践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
70年代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第一次对建立新的世界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外交格局的这次转换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条件。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
以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1982年起，中国有步骤地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即：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更灵活地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更加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看到，这个时期中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一）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不但存在着政治制度的不同，也还存在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依赖；尽管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尽管各国仍应对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保持应有的警惕，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三）在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看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必要的；但世界各国通过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为依托的。在调整对外关系的过程中，中国特别注重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注重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稳定而重要的发展；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为解决区域性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出建议、作出努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的考验。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局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又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为中国确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坚决顶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
此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这主要表现在：自主选择，坚定地按照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实行改革开放；我国同别国发展关系不以牺牲自己的主权为代价，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如台湾、香港、西藏、人权以及发展道路等，坚持原则，与侵犯我国主权的行径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围绕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加速自身发展，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扛旗、不当头，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各个领域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由于采取了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又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构架，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扭转了90年代初的不利局面。90年代下半期，中国开始积极构筑面向21世纪的对外关系。现在，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外政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具有更明显的连续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个阶段，中国政府奉行的外交原则应该说是一贯的，不过，各阶段之间，某些方面的政策调整幅度很大，中国外交格局的变动显而易见，以致有“中国外交十年一变”的说法。从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情况则有了很大不同。尽管这一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外交的发展显得十分平稳。中国政府通过逐步的、连贯的政策调整成功地适应了形势的变化。
第二，中国同世界的总体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建国初期，我国认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可以并存一个时期的，经过斗争，前者将取代后者。此后，我国同美苏这两个世界的主宰者抗争，向现存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际已认识到，国际体系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以新的取代旧的的斗争，我国必须加入现存的国际体系，取得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积极参与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而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渐变的过程。
第三，中国已不再以划分敌、我、友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总还有共同利益，总还有需要合作的一面。中国的外交实际已在越来越多地处理这种矛盾斗争和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情况。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但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时期，我国恰好处在发展的关键阶段，这种重合将使得我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敏感。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这一进程对各国来说都既有挑战又有机遇，但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要比原先就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大得多。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承担起更艰巨的斗争任务，中国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需要比以往更具有预见性和坚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