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作者：■ 杜润生
1950年初，中央要召开中央全会，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我两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找我带中南局的几个干部到北京开会，同去的有张根生、任爱生等人。一次是商量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土地问题报告草稿，召集中南区的几个人，有湖南的黄克诚、江西的陈正人(两位省委书记)、湖北的刘建勋(省委副书记)及我，华东只来一位，是分管土改的刘瑞龙。两次都住在灵境胡同的红楼上，开会到中南海。
刘少奇召集开会，他讲了新区土改，应有准备有领导，有法可依。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土改必须有秩序，讲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们把地方情况都汇报一遭，还谈了对今后土改的意见。因为中南布置得早，河南已经干起来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经验，刘问得比较仔细，汇报时间也占得较多。接着第二天让我们列席中央准备通过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的会议。
会场在香山双清别墅，我们几人去得早了，别人还没到，黄克诚和毛主席熟，说：我们先到毛那里去!到了会客室稍候，毛出来接见我们。毛随便问到土改的情况，说，刘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地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二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三亿一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讲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后来问中南方面的意见，黄克诚推我谈，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坚决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说杜润生同志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南局分管这个事情的，了解情况全面一些。黄老推我讲话，使我感觉为难，毛大概为了消除我的紧张，问我是哪省人，在哪个地区工作，我说是山西人，原在太行区工作。他说三晋之地，自古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当下我推不脱，又不宜过多讲全面情况，只趁机提了两个问题。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具体问题是土改要分阶段，中南局讨论过，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乘机把农村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代表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不把反动势力摧毁，就建立党组织，可能会把根子扎错。而且一上来就分配土地，光搞经济不搞政治，不能建立群众的政治依靠。我们可以一面摧毁敌人的基层统治，一面通过这个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先建立农会，做为我们建立政权的第一步，然后再进入第二阶段分配土地。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边有“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
说到这个地方，毛主席说：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们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送中央政研室。毛主席专门做了批文，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并以中央名义发出。以后我们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添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对此毛又批示说：“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07、217页)
再一个是富农问题。我说，这次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邓子恢同志的一个意见，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或多余土地。因为据我们调查，中南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加起来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很少有70％的地方。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点差别。无地少地农民数量非常大，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多地少，不够分配。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毛这时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多说，并不就变得多了，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的意见是有根据的，是以第一手材料做基础的，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会都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我还主张保存富农经济，还以不动为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我们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安排就业或想其他办法。你们回去后可向子恢同志作点解释。
我们后来听说，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这个问题。说中国准备对资本家对富农都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认为苏区时代一度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效果都是不好的。因此准备农村保存富农经济。斯大林表示同意，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经济。
随后我们列席了中央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由党的妇女委员会主任王明提出解释)，后讨论土改。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教育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教育防止。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毛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
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个意见，否定了我们另一个意见。后来中央全会，黄克诚、陈正人留下参加，我和刘建勋提前回来，绕道济南，看望了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并向他作了汇报。他向我们介绍了东北让出城市，占据两厢，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的经验。今天回想起这两次会晤，浮起文革时期林的另一种形象，不禁要说：人是会变的。
听说中央全会中黄克诚和饶漱石在富农问题上发生争论，饶拥护中央的意见，黄主张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相持不下。后来中央决定富农仍予保留，但允许个别地方因地制宜，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实际在执行中，至少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富农多余土地还是全动了。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成份，那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消灭富农经济，就应重新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