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作者：■ 杜润生
50多年前，1947年的6月，刘邓大军南下挺进中原，我随军第一批出发，并从太行区委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担任秘书长一职。这一年我正是34岁。两年以后，1949年5月，中原局改组为华中局，领导人原是邓小平，不久改为林彪。我仍担任秘书长。当时中央决定二野到西南，三野到华东，四野到华中，邓子恢是离三野留华中的，李雪峰和我算是二野留下的人，人员就由这三方面的人组成。林彪仍任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华中局下属的地区，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武汉六省一市，下设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分管广东、广西。
大约在1949年5月，新建立的华中局在商丘召开第一次会议，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是传达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因为邓子恢参加了会议，所以由他传达。林彪等人正从北京南下抵此。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中，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点，是中央提出今后工作的重心要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一天晚饭后，林彪拉我出去散散步，夕阳斜照，我们沿着黄河大堤信步走去。散步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对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大家有什么反映。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不知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含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带动乡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有了城市以城市带动乡村，但问题在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农村还遗留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完成，似乎不宜拖后。林彪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的理解，二中全会并未明确地区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和以城市为中心。按道理似应是以城市为中心。他考虑到汉口以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广大的新区，在这个地方究竟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从长远看，可以说是城市带动乡村，但从眼前说，还是应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仍应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首先让哪只脚先迈出的问题。
如果农村还被封建残余势力所把持，我们共产党领导精力都放在城市工商业，城市的天下和乡村的天下为两种不同的势力支配，就会引起很多矛盾。二中全会决议的主题是战略的转变，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华中地处新区，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理应引起我们注意，考虑力量部署，我当时感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信息传给李雪峰、邓子恢。邓和李都表示同意这种考虑。
不久到了汉口，华中局正式办公，首次开会，林彪把他的意见讲了，说我们先把农村阵地巩固起来，这对于解决工业问题，解决商业问题，对于在政治上建立工农联盟，一切方面都可以占到主动地位。讲了以后，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会议决定请示中央。报告稿是我照林的意见起草的，大意是说，从全国、从战略上说今后是城市带动乡村，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但是从具体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上讲，新区目前急需要把农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残余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好，以利在基层建党建政，为人民政权打好基础，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政治上是必要的。为此特向中央请示报告，请主席和中央批示。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叫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
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还引出一个城市工作应从哪里入手的问题。邓子恢提出意见，城市工作要从商业入手。林彪和常委也表示同意，决定请示中央。报告是邓子恢自己起草的。结果中央没有表态。据传说有人批评，“这是屈服于资产阶级压力”，十多年后成为邓子恢的一条“罪名”。
林彪不久就离开汉口，南下指挥部队作战，后来生病回北方疗养。可以说他在华中局，地方工作方面，除召开华中军政委员会议，做了一次报告外，主要就是抓了这一件大事情。
从此各省同志就分头下乡，而不是挤在城里。这样理顺工作链条，受益不浅。一直到1951年底，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华中局在1949年12月改称为中南局)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又重申说：“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66页)从全国看，地方工作的重心，都仍然放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