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0期
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作者：■ 杜润生
前边叙述了土地改革的过程，现在谈谈土改的历史意义，借此回答中外学者关心的一些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变革，是始于土地改革。但现在不少人以为，土地改革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不再具有什么当代的价值。
其实土改对于我们中国，恐怕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土改使农民获得土地，打破封建势力的垄断，方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土改也不是共产党的一家主张，孙中山都提倡“耕者有其田”，他缔造的国民党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妥协，走向反动，不可能领导农民完成这个民主革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从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打倒国民党几百万的军队，建立了新中国。此期间，以解放军转向外线作战为例，不用说参军，就说支前，当时我军缺乏现代运输工具，一个淮海战役，5000万农民推着小车，拉着小毛驴，从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线，在中原构成一个历史的大画面。没有土地改革是做不到的。
过去谈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往往偏重分配土地。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很多，直到最近，经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人口约占5％，占有的土地还不到40％。农民所得就是为数不大的一块地租。有学者计算：不超过700亿斤谷物。但正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需要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了条件。这方面的意义绝不能轻估。
既然如此，何必经过那种激烈的斗争，难道不可用和平分田的办法，在取得政权后从容解决?最初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有偿征购，后来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无偿分配给耕者。后来台湾、日本都是实行政府征购转给缺地农民，发公债顶代地价。194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曾提出打算征购地主土地(1946年7月19日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还主张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1946年8月8日给华中分局的指示)；1946年8月30日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中说，为使无地少地农民直接的无代价的获得土地，以创造初步根据地，如果中央以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多余土地的办法公开发布，则我们提议在东北可在实际上推迟一个时期执行。这个意见也为中央认为完全正确(1946年9月5日)。
建国后，一个是有偿征购，一个是无偿没收，摆在我们面前曾有这样两个选择。最后选择了没收政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作为一项经济制度改革，又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在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发动农民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的同时，彻底打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政权，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政令统一，获得巨大的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极为重大。
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外学者一直认为中国土地早已实现自由买卖，已没有“封建”制，土改“反封建”没有必要。确实，那种典型的土地封建领主制，农民依附于土地的庄园经营形式，在中国已不存在。但千余年来，地主占有制形成大规模土地垄断，特别是民国以来，军阀官僚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负担大多转嫁于农民，人口增加，土地供给短缺，地租率高于资本平均利润率。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转移。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为掠夺我国资源，又培养出买办资本，其经营手段多属超经济掠夺性质。上述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结构，仍然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称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比较准确的。这个社会结构，除非采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
也有学者根据已发表的包括地主收租簿在内的一些历史资料，认为在已知的不少地方，地主收租一般只能收到七八成的样子；田主若想收田另佃，也往往难以实现。换句话说，地主的所有权是残缺的。此种调查，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尚属疑问。近代中国历史进入天灾战祸频繁发生时期，地租既高，收足又难。这不能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也不能否认土地改革的合理性。
至于土改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当初就是有争议的。在苏区一些地方，分田以后最初几年生产往往是下降的，这与战争环境有关。全国解放以后，有几年生产发展(或说是“恢复”)是很快的，但由于这一期间太短，很快就进入另一项制度改革，土改所引起的生产者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统观农村变革、家庭承包制在农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土地改革的经济效应?
于此可见，我国土地改革，“发动群众重建基层”，使民主革命走出了“改朝换代”的旧模式，步入了“改天换地”的新格局，产权结构的公平性、激励性，深得农民拥护，其后集体化被近年以来的“家庭承包制”所取代，乃是这一构架注入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后的新演变。
所以说，土地改革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正面影响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其意义直到今天也远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