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梁漱溟１９５８年向党交心
作者：汪东林
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和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性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的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指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指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朋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记得到门口他最后对我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暂不作结论，姑且听下回分解吧。
上述材料已将梁漱溟在解放前同共产党的分歧症结说得明明白白。梁漱溟在旧中国从事教育、科研、政治和社会实践30多年，有其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他有两句自勉的名言：“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笔者述评，若以梁漱溟解放前数十年的言论、行动观之，他认真做到了第一句话，包括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在内，从来在人格上不敢菲薄而颇致敬重，且不论见解主张上有多大的歧见；共产党人对待梁漱溟也求同存异，引为朋友，尽管下至解放前夕，梁漱溟仍未放弃自己的见解主张，未北上参加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仍在解放后的1950年初电邀梁漱溟由四川到北京，视为上宾。如前所述，这人格上的互相敬重，其基点即共同点是爱国，他们爱国家爱民族之心是相通的。但论及那第二句话，却可以说梁漱溟并没有兑现或基本上没有做到。就以梁漱溟与毛泽东辩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核心问题而言，无论是1938年之前，还是1938年之后，甚至到了全国解放之时，梁漱溟都“过于相信自己的识见”，所谓“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述评之四：阶级斗争的事实胜于改良主义的雄辩
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于1949年4月至12月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1950年初进京，经历了两年时间的沉默，到1951年10月间，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文章一开头就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梁漱溟的这番话，首次向世人宣布自己的思想见解发生了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在思想见解上固执己见的人发生转变的呢？其内因暂且不说，在外因方面，首推毛泽东对梁本人的谆谆教诲。在这两年时间里，除了思想上生活上间接直接的关心，毛泽东差不多一年中有若干次把梁漱溟请进中南海，促膝长谈，亲自帮助梁漱溟认识新社会，抛弃旧思想。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安排下，梁漱溟于1950年4月至9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参观考察，亲眼看到大部分是旧地重游的半个中国短短两年中发生的巨变；1951年5月至8月，梁漱溟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的农民与他30年代搞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农民是多么不同。正是客观事实的猛烈冲击力，推动了梁漱溟的转变。
他那篇谈转变的长文中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至？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梁漱溟的这段话，用的是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述的是自己切身的感受。在旧中国漫长的30多年岁月中，梁漱溟曾经固执己见，不承认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梁漱溟的上述认识无疑是对自己坚持几十年的改良主义主张的否定，也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的首次公开的肯定。事实胜于雄辩，笔者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梁漱溟及其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当然，有了这个转变，不见得在各种问题上都能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也是事实。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摘录二：
1951年我参加土改亦有很好的事实教训。本来我还不相信国家的统一当真稳定下去。但到下面一看，我这才相信了，毛主席的领导真使我五体投地佩服。他确是高明英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语可形容。返观自己，简直太蠢了。可是意见还是有，有时还要说说。1953年9月在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我发言曾引起很大风波。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我谈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我再讲一遍，就引起了大波澜了。当时批判我反对总路线，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反省我错误是严重的，但非错在反对总路线上。我向领导上自承错误，但到今天始终没有承认反对总路线。当然也许我不明白，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上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
1955年一整年，从1月到12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1955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80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之言。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尚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不过这些哲学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可不谈。现在要紧的是自问政治上的措施我有无抱反感。且举最近的反右运动为例。我没有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右，说完全没有却亦不是，我很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去年人大开会时，7月4日我和我内人曾以选民资格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请求撤销六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可是文章写不出写不好——自己思想不够明晰。相反地，对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迭。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当然我是指少数几个人，不是指所有右派，许多右派我并不了解。我可举我有了解的一人为例，那就是医药界的金宝善先生。土改时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深知其心拥护党，丝毫无问题。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亦不甚知其事实究竟。从报纸上看金先生所犯错误，一点是他说中医尽管有疗效明验仍不好算是科学，一点是他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我就同意这话，我不认为是错，似不应把他归入右派。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领导上把他判归为右派亦许有理由吧，但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
述评之五：土改对梁漱溟“有很好的事实教训”
多年来一直有人屡次批判梁漱溟在土改运动中站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多次为地主说话而对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无动于衷，等等。但看看梁漱溟交心材料中的自白，事实不是这样。
1951年春中央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部分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赴西南参加土改运动，参加者不仅自愿报名，而且要得到批准才能成为土改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是被指派去的，梁漱溟也不例外，他自动报名，批准后得到一点照顾，即让他的老秘书黄艮庸随行（黄也是自愿报名得到批准的正式成员）。由于梁所在的川东合川县这个分团的成员大多年岁稍长，实际上并未参加土改工作队，而只是参观考察土改，其中许多人晚上住在城里，白天才安排下乡参加土改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梁坚持要深入乡下，不能只当参观者。梁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即晚间住在这个县的云门乡，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种活动，包括贫雇农诉苦，清算斗争地主，分田地，发土地证，以至与农民谈话，梁漱溟都参加了。当然，仍限于参观学习，不过要比住在城里的人看得更真更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