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梁漱溟１９５８年向党交心
作者：汪东林
引言
有些细心的读者，在看完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之后给我写信，指出我有意隐去了某些重要史实，希望能在今后披露于众。几年来，我一直在陆陆续续做这件事。
本文所涉及的主体内容发生在我国实行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第一，原材料是我在80年代撰写《梁漱溟问答录》时梁先生本人提供给我的；第二，该材料的内容梁先生在我担任学习组秘书的长达20余年的学习会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我在本文中发表的述评内容就是以这些发言或谈话的内容为依据。更重要的是借撰写此文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言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原话摘录一：
我的体会是交心要说心里话。如果允许我说心里话，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心，我觉得不满足。我认为应该深切细致地谈，才能有助于我的思想改造。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情况就是一肚子疑问——疑问多。因为我从来爱有自己的意见、要求、主张、看法，似乎成了一个体系。自信心很强，非常自以为是。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受到事实的教训，才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对。
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但至今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没有新的认识和见解代替时，这看法和意见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不那么自信了，意见常常变成了疑问，容易有意见也就变成了容易有疑问。不过在解放之初，我受的事实教训不够，仍然常常固执已见。举例说抗美援朝，那是1950年的事。这一年的10月24日，领导上派人到颐和园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我谢绝了。因为9月23日，毛主席约我谈话时，还对我分析中国不会参与打仗，而派来的人却说要出兵，我认为不妥，出兵对我们不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其他事实也一件件教训我不能太自信。但是，自信是不太自信了，却并不轻易接受自己还搞不通的事，因此许多半信半疑的看法和意见，仍然存留在脑中。
述评之一：关于“红心”、“黑心”和“白心”
1958年我国经济“大跃进”的是非得失，历史已作结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反映这一经济上的“大跃进”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构想，对它的超前的乌托邦式的实质及其危害，并未作深层的思考进而作出深刻的研讨。这经济“大跃进时代”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跃进”内容之一，便是“向党交心”，这是紧接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发动的为“争取大多数”的思想改造运动。
梁漱溟发言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说到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第一句话是表明他不敢苟同所谓的“交黑心”，第二句话则正面表示他的心没有多少黑的或白的，第三句话——是重申他一生恪守的“讲真话”的主张。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也没有什么“白心”。对这种“黑心”、“红心”、“白心”之说，梁漱溟在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20年间，曾多次提到过。在十年“文革”结束的1976年底的一次学习会上，梁漱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心黑手毒——这是中国老百姓对历史上一切恶人下的结论，‘四人帮’的罪孽之重可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臭名昭著的巨奸大恶相比而毫不逊色！我想说的是18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次‘交心’运动，几乎无例外地自己说自己的心是‘黑’的，要交出‘黑心’，以换得‘红心’。我当时的看法是，领导上要我们这些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思想，使自己的心‘红’起来，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其本意我并不反对；我不敢苟同的是为着换取这颗‘红心’，似乎必须交出一颗“黑心”！其一，我们这些人的心未必都是‘黑’的——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毛病，从前走过坎坷的道路，但我们自年幼起都有一颗爱国之心，且至老而不变，难道这也是‘黑’的？其二，要塑造一颗‘红心’，不是一交‘黑心’就能完成，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是漫长的，并非轻而易举的。这些且不说它了，重要的是不能一味自我菲薄，动不动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马克思主义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对自己也应当实事求是。如是，要回到本题，则我们这些人的心不能说是‘黑’的；要说‘黑’，则对不起，你就与王、张、江、姚们同流合污，成为一丘之貉了。”梁漱溟的这段话，如在18年前的1958年，他自然是不可能说得这么透彻的。
述评之二：梁漱溟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
梁漱溟说：“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解放前梁漱溟同共产党的分岐何在？一是解放后梁漱溟是怎样被事实教训而不能不佩服共产党的？
对第一个问题，梁漱溟在60年代初至80年代的学习会上，也曾多次涉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梁漱溟从“五四”运动之前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就与李大钊、陈独秀相熟，特别是与李大钊交往甚密，友谊颇深，直至1927年李大钊牺牲，梁漱溟先是多方奔走营救，后又是李大钊后事重办最出力的一位。李大钊的挚友、早期共产党人于树德（永滋）、张申府（崧年）等，均是梁漱溟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一直延续到80年代。由于上述种种历史原因，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梁漱溟就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的“汉子”，他十分敬佩他们身上那股不为己利而为民族国家存亡兴衰奋斗不息的“精神”。梁漱溟的这种认识，从李大钊至毛泽东，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都没有改变。这也反衬出梁自身也有这股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使他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是共产党一位独特的同路人。第二，对于如何改造旧中国和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梁漱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1938年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梁漱溟取得国共双方的同意和支持，风尘仆仆，只身奔赴延安，梁是以“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社会贤达和国民参政会成员的身份赴延安的。毛泽东礼遇梁漱溟，作了多次见面交谈，其中有两次是通宵长谈。对于这次延安之行，梁漱溟除在学习会上常常有所涉及外，曾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接受笔者连续采访，整理后经梁先生审定，现以梁本人的口吻，摘录如下：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国民党军队坚持数月，失利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我作为特邀的“参议员”（即后来的“参政员”）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竟无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我如此失望，我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十分悲观，这是一。再一点，是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我早年就读过一些经典著作，还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精萃》的小册子；李大钊先生等中共的先驱者，还曾经是我当年的挚友。但我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社会的研究，却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的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这个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由于我是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这个愿望和要求向蒋介石提出，他立刻同意了。接着便告诉了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我便很快成行。在延安，我同毛泽东见面谈话若干次，但最重要的是两个通宵的长谈。
第一次谈话自下午六点始，至次日凌晨止。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城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告诉我，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内容，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由我先讲。我坦率地谈到对目前的局势我的失望，我的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我明确提出到延安是讨教来的，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地听着，抽烟，喝茶，不打断我的话。等我把话说完，他绽露出笑容，站起来，面对着我，挥动着手，十分果断而有力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没有别的可能！”毛泽东谈话一开头神态就这样坚定不移，语气是这样斩钉截铁，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应当指出的是，这次毛泽东同我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和观点，即是他后来不久写成并发表、出版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由于后来这力作的问世，自然在更大的范围内一扫抗战前途悲观论、亡国论的观点，其作用当然要比毛本人同某个人谈话，甚至比在万人大会上作报告大得多了。
梁漱溟“向党交心”原文中提及“1938年我在延安和毛主席辩论两个通宵”，“辩论”者，意指有分歧也！而事实如上所述，梁与毛的第一次长谈，不仅没有分歧，而且梁对毛甚为叹服，这自然是建立在爱国抗日基础上的“同”；正是这个“同”，使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即便1953年风波之后，毛与梁中断了直接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右派”老朋友忘却，以至到了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他还在一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批示中，专门提到梁漱溟，与当时尚未“解放”的周扬并列。
梁漱溟如何对待毛泽东，前述1938年初延安首次长谈一段是其中一例；1945年，梁漱溟还二赴延安，与所有在延安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长谈。解放后在1953年9月之前，梁漱溟是毛泽东的少数几位经常被请进中南海的座上客之一。经过1953年的那场风波，直至1976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83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已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十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而只有变化中的许多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了的。
述评之三：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通宵的一个问题
上边的述评，是由梁漱溟1938年初与毛泽东在延安作第一次长谈得出的两人之“同”而发出的。那么，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异”也就是分岐——实际是严重的分歧，又表现在哪里呢？现在就请读者阅读当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的第二次长谈。仍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继续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