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梁漱溟１９５８年向党交心
作者：汪东林
一是对土改，他说这次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土地改革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共产党领导得法，农民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梁漱溟也指出，有些政策下边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和影响均不好。毛主席听罢笑着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打倒地主，给他出路。有给出路的政策，地主也能分到一份土地，那么大多数地主就不会自杀，也不致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难多少年了，对地主——特别是恶霸地主深仇大恨，怒火一点着，控制不住，就会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在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政策水平。只要他们能基本上执行好土改的各项政策，大的偏差就能避免。
二是对四川印象。梁漱溟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住在四川生活若干年，那是一个很复杂很混乱的地方，变化这么快，的确没有想到。梁指出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应首推刘（伯承）、邓（小平）治政有方。梁还举解决四川袍哥（帮会）问题为例，说袍哥在四川历史悠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要解决十分棘手。听说邓小平采取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孤立极少数，这桩事办得漂亮。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被瓦解了；相反，若一一追究，都正好促使他们抱成死团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一清二楚。邓小平既年轻又有才干，由此可见一斑。毛主席听着梁的话，竟笑出声来，说梁先生看人还蛮准呢，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统观上述两点，1951年春夏梁漱溟赴四川参加土改团，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收获和感受是不小的。后来的历次批梁，均不承认或只字不提这些事实，都因为总是带着“左”的框框，把梁看成“反面教员”、里里外外一无是处的缘故。
述评之六：梁漱溟在反右斗争中为何沉默不语
梁漱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却相当广。从1953年到1957年这四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了1957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1953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年始，就梦寐以求中国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毛主席的礼遇，但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给发挥出来了。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没有想到1957年伊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界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是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政客味较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从他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90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70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19岁茹素一直坚持到95岁病逝，达76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以至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益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表现在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上，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在其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中，常常出现为坚持他认为正确的己见而不顾一切的举动，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旧中国就曾谋求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不满足。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30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90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意是为这位必须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判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2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