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忆往：读毛与编毛
作者：龚育之
（七）
“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央是不是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呢？一九七○年批陈伯达的时候，涉及他在编第五卷时的错误，但没有听说他是瞒着中央的。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一九七五年十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党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写得很好，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
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参加整理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一九六二年一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运动”。这时，政治研究室已经处境不妙，只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给我几天时间，读完已经给我看但还没有看完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的档案，李鑫同意了。李鑫还交待，我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在外面讲，教育部也不得过问。
这样，我回到了教育部。我向当时教育部的负责人、十届中委的工人委员周宏宝，讲了毛选编辑的情况外面不得查问的领导交代。周宏宝倒是个爽快人，说，既然有这样的交代，就这样办吧。这使我在批邓运动中省去了多少麻烦！而政治研究室在批邓运动中，却是个麻烦之地。不过，我只是零星听说，不是亲身经历，就不去说它了。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脚着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六月我父亲病危、逝世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七月八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批邓反右旗鼓，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八）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还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教育部里传说，是调我去参加清查“梁效（两校）大批判组”；我猜想，是调我去毛选材料组。报到才知，是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负责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是叶剑英同华国锋、汪东兴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促成的。而身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也曾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过要解决“四人帮”的建议。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上述那两项决定。
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可能会有中央交办的其他事情。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
选集组准备继续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六卷。全集组准备汇编建国以前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资料。我虽然不在这两个组，但参加了有关的工作，主要是看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后（即第五卷所选文章以后）的著作和讲话的档案，参加了拟议中的第六卷的选稿的讨论。
（九）
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为这次中央全会做准备的、持续一个月零五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亲历了这一伟大历史过程。
由于批判和纠正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于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是非，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著作也逐渐有了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渐认识到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或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在还没有来得及总结历史的情况下编出的毛选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选择上，其次是在若干篇讲话稿的整理上，都出现了问题。第五卷不再发行了。
能不能加以修订，重新出版？很难。
第六卷的选目能不能确定？相应地也很难。
全集怎样出，出不出？虽然不急于决定，也很难。
汪东兴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胡乔木接任主任。李琦来，接替李鑫为常务副主任。一九八○年初，廖盖隆和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党的文献的编辑任务范围扩大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编辑都包括进来了，但是，编辑毛泽东著作仍然是文献研究室的一项主要任务，需要有一个新的全盘规划。
（十）
一九八四年我接待施拉姆，不但向他介绍了毛选过去版本的情况，也向他介绍了毛著今后编辑出版的规划。
我说：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目前计划出一系列专集。已经出版了三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将要陆续出版的，我说了毛泽东文艺工作文选，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文集，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的早期著作集。还提到要新编一本包括毛泽东建国前和建国后最重要著作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我没有直接回答施拉姆关于选集第五卷是否修订、第六卷第七卷是否出版、全集是否出版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告诉他，那些计划已经搁置了。
我没有告诉他的，是另外一项计划，即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编辑，同选集和专集的编辑方针不同，不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而是基本上包括全部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的，都收集在内。但不收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因为这个不同的编辑方针，它只是内部发行，不算公开出版。
（十一）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毛组的同志们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出版第一册，到一九八八年我离开文献室的时候，已经出版或付排的又有几册。前三册都在书后附有一篇在我主持下和毛组的同志一起写的长篇编后记。从第四册起，后记取消了。
离开文献室，完全非我所愿。领导方面通过几个途径几次同我谈，要我到中宣部去，我几次表示不愿意，最后一次我还专门写信向一位中央领导陈情。没有得到答复，却来了正式的调令。作为共产党员，只有服从。到中宣部以后，我还关心毛著的编辑工作，文献室也表示欢迎，请我继续帮他们审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书的清样，直到一九九八年出齐十三册。这可算是一项大工程。
当我还在文献室的时候，专集除向施拉姆介绍已出的三种以外，毛组的同志们又陆续编出了《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胡乔木亲自主持下，有文献室的同志参加，编出了《毛泽东诗词选》；理论组的同志们编出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我都是参与其事者。
毛组的同志还同湖南省委的同志合作编出了《毛泽东早期著作集》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这两本书的编辑，可费了周章。第一本书还好编，第二本书就遇到了困难，即怎样对待已经选入《毛泽东选集》而毛泽东在出选集时又作了改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毛选》中经过修改的版本吧，又同其他文章选用当年最初发表时的原版本不相称；用当时发表的原版本吧，又显得没有尊重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版本。经过多少讨论，多方考虑，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两篇文章（是《毛选》中仅有的两篇大革命时期的文章）选用《毛选》的版本，同时附上当时发表的原版本。我担心这个方案也许得不到批准。没有想到，乔木不但同意收入原版本，而且批评我们以毛选版本为正，附以当时版本的办法。他主张在这个集子中应以原版本为正，附上毛选的版本。我们当然很同意这个科学的、勇敢的方案。事情似乎就可以定案了。我到中宣部后，还带着文献室的一些同志出差到湖南，同湖南的同志商量最后完成编辑工作的事。两书的即将出版，还由新华社在报上发了消息。
可是，编辑工作拖迟了一下。一九八九年以后，领导意见有了变化。这两本书不让出版了。我也不负责这两本书的事了。后来知道，《毛泽东早期著作集》改名为《毛泽东早期文稿》，这改得好；并改为内部发行，这个改变有什么必要呢？早期文稿中又没有收入毛选时作了修改的文章呀。后来知道，领导已同意此书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可湖南的出版方面，不知是出于发行量的考虑还是什么别的考虑，在内部发行了一版以后，并没有再公开发行这本书。所以，在这本《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还只能说它是内部发行。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听说，制好的版也不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