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忆往：读毛与编毛
作者：龚育之
编纂者请我写序，我乐于应命。一是为了友谊，二是借此回忆一下与阅读和编辑毛泽东著作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从主办《湘江评论》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以鼓吹“民众的大联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过花甲了，他一度设想不但要从国家主席而且要从党的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下来做什么？他的首选，还是做个著作家，在报上写专栏文章。
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二）
毛泽东著作编成选集，还是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事。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还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曾经应邀向外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施拉姆介绍毛泽东选集版本的情况。我提出一个观点：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其源盖出于延安整风时党内编印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以及从这两本书中选出来的《两条路线》。这几本书，是为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而编选的，包括党的历次重要宣言和决议、党的领导人物的文章和报告、党中央的许多指示；包括代表正确路线的文献，也包括代表错误路线的文献。经过研究党的历史，经过起草、讨论和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领导层逐渐形成共识：毛泽东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这样，把搜集在那几本党的历史文献集中的毛泽东著作，挑选出来，加以编印，就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了。
党中央还没有来得及编辑毛泽东选集，各解放区倒是纷纷先做了起来。
我向施拉姆介绍了那时各解放区先后或同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五个系统。一个本子在一个地方出了，其他地方照样或基本上照样重印，算一个系统。我说的五个系统是：一、晋察冀日报社一九四四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把大连大众书店一九四五年、渤海书店一九四七年重印，晋察冀中央局一九四七年增订、冀东和太岳重印的，都算在这个系统内）；二、苏中出版社一九四五年编印、胶东一九四六年重印的《毛泽东选集》；三、山东一九四七年编印、渤海一九四八年重印的《毛泽东文选》；四、东北书店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五、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我这个介绍，只是根据文献室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其他图书馆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
现在这本《编年纪事》，在附录一中详细介绍了建国前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编辑体例和所选篇目。不过没有提到《毛泽东文选》，大概是因为它不叫选集，篇幅也较小的原故吧。
（三）
我向施拉姆介绍时还提到香港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在香港读到过。那时，我在上海考完了大学，等待发榜。原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父亲龚饮冰，奉命撤到了香港。于是我到香港我父亲那里作了短期逗留。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中国共产党在那里有半公开活动的相当空间，办了不少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的报刊和出版社，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在这里可以公开发表，我得到了饱读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在长沙读中学的时候，读到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那是公开的；读到过《论联合政府》，那是私下流传的；读到过日本投降时《第十八集团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那也是私下流传的，而且只知是朱德的电报，对其口气和文风（对蒋介石称“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却不知是毛泽东的手笔。
在香港，我读到的是冠以《毛泽东选集》总名的一系列单印本，我只读过其中几个单印本，远没有读“全”。
一九四八年十月初我到北平上清华大学，很快参加了地下的青年组织，参加了地下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啊，《新民主主义论》啊，《论联合政府》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啊，在进步学生间私下流传得就相当广了。毛泽东著作极大地吸引着我。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刚刚解放，我在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花了八百斤小米的价钱把它买了回来，那几乎是我父亲给我存着备用的全部积蓄。
这部选集精装一大本，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纸张、印制，都是最好的。它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硬壳的封面已经散落，纸张也开始发脆，因为要查阅毛泽东著作当时发表的原貌，我还得时常翻阅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书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四）
一九五一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选，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的确提出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动议以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已经发稿。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六月底就会出版，希望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
但是，因为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据即将出版的逄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生着土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一百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已经编定的校正本毛选，第一卷的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十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份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不过，这书的出版，距过去通报苏联的时间（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已经推迟两年多了。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券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一九六○年才出版。
这一卷显然是重新编过的，内容同原来设想的不同，只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毛泽东一九六○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带领几个人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不像在石家庄那次那样，毛泽东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自己做编辑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审读别人帮助整理的文稿，审读别人起草的题注和注释。
我是先从父亲那里看到第四卷的清样本的。他那时是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出版前给他们传看了清样本，但在他手里只能停留几天，而我以先读为快，就拿过来连夜读完了我没有读到过的那些文章。很快，我也拿到了这本书，机关里给一周的时间要干部学习。对于其中那些从前发表过的著作，我从容地对照着从前的版本读，发现有不少修改。我仔细地在书上标记出这些修改，思考着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谈学习体会时，我谈了这些发现。我自以为学得很认真，没有想到，领导上却不指名地批评了我这种学习态度和方法，说是没有集中精力领会选集的精神实质，却去搞什么版本比较！
（五）
第四卷出版，包括建国以前毛泽东全部主要著作的毛选四卷就出齐了。
是不是接着就要出版毛选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一九六二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一九六四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从毛选四卷中选出若干篇，又从建国以后的著作中选出若干篇，供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建国以前著作那部分，主要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这是编毛选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篇重要著作，一九六一年已经在党内印发过；建国以后著作那部分，有过去已经在报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新整理发表的。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包括建国以后若干篇重要著作的选读本，可以满足急迫的需要，毛选第五卷的事还是没有摆上议事日程。
这时还出版了一部（两册）很有用的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附以类似索引的“各篇细目”，是田家英主持编成的，不过仅限于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著作，而且仅限于内部发行，不得外传。
经不住不断提出的进言和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可以选择他建国以后的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一篇篇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于是，一九五六年讲的《论十大关系》，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党内印发了，印发时中央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份整理稿还不满意，先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将来修改。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党内印发了，这是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之后，王任重最先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经彭真、陆定一、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推敲修改，再经毛泽东认可，才发出的。我因为参与准备《二月提纲》，跟随许立群到了武汉，偶然地得到机会，参加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推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其间的情形和故事，我都记在《〈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这篇回忆文章中了。
（六）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陷入准无政府状态。红卫兵是不顾一切的，他们也不顾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一件政治上非常严肃的事情，私下印行了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集。开头还只是把毛选以外的、曾经在各种报刊和小册子里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汇印在一起。后来就把从抄家中抄来的高级干部所存的中央文件和学习资料中，从他们所记的党内会议传达记录中，把大量没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和讲话记录，汇印在一起。
我那时虽然关了牛棚，有时还可以回家、上街，我的妻子孙小礼是北京大学的教员，“黑帮”家属，当不了造反派，算是个消遥派，也利用一切机会，帮我购买和搜集红卫兵小报和红卫兵印刷品，特别是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在牛棚里，棚友之间还可以交换各自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这类印刷品。记得我见到的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著作，有叫《资料汇编》的，有叫《学习资料》的，有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有叫《毛泽东文选》的，有一大本的，有几大本的，北大编印的是四卷本，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有七卷本。还有许多散篇油印的，那都是我的妻子帮我弄来的、北大各种战斗队的传印本。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种我所没有的毛泽东著作汇印本，持有者却怎么也不肯出售，要用他喜欢的毛主席像章交换，我只好把我儿子的珍贵像章拿去交换。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儿子直生气，我直对儿子道歉。
这类的毛泽东著作集，我得到不少，还借来不少。我把我得到的本子上没有的文章，都抄录下来。反正在我们那个牛棚里有的是“学习”时间，看管牛棚的人认为抄录毛泽东著作是学习，也不加禁止。这样，我就自行编辑毛泽东著作集，只供自己阅读。其中有铅印的，有油印的，有手抄的，统一按时间次序排列起来，分装四大册，目录就有厚厚的一叠。